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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腔》评论及其“泡沫”现象揭秘 泡沫中沸腾的《秦腔》邰科祥等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9 第一节“京派”和“海派”关于《秦腔》的言论综述 2005年，中国当代文坛值得记忆和反思的一件大事无疑是贾平凹《秦腔》的出版以及由此引起的讨论。按说一部小说的出版引起轰动或者争议是非常正常的情况，但是对《秦腔》来说则有点不同，一是这部小说只在《收获》杂志连载完毕而单行本还没有面世的情况下就有上海的研讨会召开，后来曾经引起读者的质疑，感觉有炒作之嫌；其实把这次研讨会一味的理解为是一种炒作行为似乎不大妥当，客观地说，这部小说的艺术成就很快地引起评论家的认同是主要的原因，当然也不排除杂志社借此机会进行一种促销的考虑。二是在这部小说的单行本出版不久，北京又召开了一次研讨会，和以往不同的是北京的评论家(京派)这次与上海的评论家(海派)不约而同地肯定和赞扬这部小说，这是当代批评史上很少见的。第三，无论是海派还是京派都褒奖有加，不吝赞词，甚至使用了很多极端的提法，诸如终结、革命、绝唱等等字眼。概括这两次研讨会的观点无非以下三个方面： 1．对《秦腔》内容的评价，以“乡土叙事”为代表。无论是京派还是海派的评论家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分歧。而且不约而同地对《秦腔》在中国乡土叙事历史中的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王鸿生认为，这是“一部反史诗的史诗，从鲁迅的批判乡土写作到沈从文的乡土式恋歌，一直到张炜或者陈忠实的《白鹿原》中那种文化寻根的有意识的努力……但贾平凹是还原现实(乡土)。”言下之意，只有《秦腔》是目前唯一一部最真实的乡土小说。罗岗不仅注意到《秦腔》是“中国原来的农村生活方式成为绝唱时的一部挽歌”同时还指出“贾平凹的野心不仅仅是描述这样一个世界，还企望用这个世界来抵抗时代的潮流。怎么来对抗资本主义社会巨大的对人异化和分崩离析的一个挑战”。这个见地很深刻，他不只谈到表面的题材还涉及作品的主旨。栾梅建认为《秦腔》的出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雷达的观点比较平实：“把它放在当今中国乡土叙事的背景下来看，是非常重要的作品，也是贾平凹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一部作品。”陈晓明的观点应该是在乡土叙事领域最响亮的声音，正是他率先提出“终结”一词，按他的解释，终结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是在达到它最终意义的终结的意思，另一方面它确实有挽歌式的终结。前者在他看来就是极致，而且他连用三个终结来具体阐明它的观点，在他看来，《秦腔》是“乡土中国历史的终结，是乡土文化想象的终结，是乡土美学想象的终结”。不难发现，这种言论是把《秦腔》推到“乡土叙事”的顶峰，似乎以往没有，以后也不可能有超过《秦腔》的乡土叙事作品。这个看法无疑有点过火，而且我们觉得他的分述也有不大正确的地方。就说“乡土历史的终结”难道表明中国文学从此再没有或不会出现乡土叙事了吗?孟繁华也认为《秦腔》“是对中国乡土叙事的最后毁灭性的写作、抒写，我担心的是当贾平凹这样看待第一章《秦腔》评论及其“泡沫”现象揭秘中国的现代和乡土中国后，他下一个作品怎么写。”关于此，就有几个评论家不同意。郜元宝说：“在中国的传统中，乡土永远是写不完的。在这个小说里面，变化就在于，在现实中的乡土是不会灭亡的。”梁永安说：“我不赞成过多地强调贾平凹地乡土性，这不是他的强项。”程永新也说，“有人用乡土作家来概括他是片面的，它本身是关注我们生存的这个地球，关注各种生活的层面”。再说，“乡土叙事”的提法基本上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意义，不过是数年前“农村题材”的另一种表述。因此，京派和海派关于这个问题的所有言论，浓缩为一句话就是：《秦腔》是迄今为止中国当代描写农村生活最成功的一部小说。 2．对《秦腔》形式的分析，以“日常叙事”为标志。王鸿生指出《秦腔》采用的是“现象式还原的方法，表达自然，不露痕迹，像扯联体的回文”。郜元宝说作家想找一个最好的说话方式——闲言碎语的叙述。满足于呈现，但并未完全放弃“解释”的冲动。这种判断是比较准确的。王鸿生认为这种叙事方式“回避了个人主观的介入”，这与郜元宝似乎有点矛盾。客观地说贾平凹试图隐藏自己的主观身份但没有完全实现，因此给读者和评论者造成这样截然不同的看法。韩鲁华也强调《秦腔》是一种还原的叙述，与以往的反映与表现都不一样；雷达说，“这部作品最大的特点是整个生活的团块结构靠对话向前滚动。”谢有顺说：“这个作品他写的是非常日常化的，非常琐碎的，非常细密的，很多人在写当代生活时可能是观念型的或者被简化的……在最日常的地方，最生活化的地方能写出真情或写出当代生活里最根本的东西，这也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贺绍俊认为：“我更加看重《秦腔》在叙事上的特点，我觉得这个作品具有一种叙事革命的意义。当代文学史有两种交错的叙事，一种是革命叙事，一种是日常叙事。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常叙事逐渐地被许多作家挖掘出来，如王安忆《长恨歌》，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