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侯伯子男五等爵.doc

公、侯、伯、子、男五等爵 　　等级抑或分类？ 　　一般认为，周人有所谓“五等爵”，即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如鲁隐公的爵位是侯爵，按这个标准，在他活着的时候应该称他为“鲁侯”，这就是所谓的“生称侯”。但《春秋》称“鲁隐公”而不称“鲁隐侯”，因为“公”有狭义和广义两解，狭义的“公”就是五等爵中的公爵，而广义的“公”用处却很宽泛，各个诸侯国的国君，无论爵位是什么，国中人一般都尊称他为“公”。清代毛奇龄认为《春秋》开篇的“隐公”二字就是鲁史旧文，史官记录本国的事情，对本国的君主无论什么爵位都尊称为公，例子就是《尚书·费誓》。这是一篇鲁国国君在大战之前的动员讲话，史官在开头写作“公曰……”后边就全是“公曰”的具体内容了。 　　关于周人的等级制度，《礼记·王制》有过非常仔细的说明，其中一开头就是“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这不但说了天子之封有五等爵，就连诸侯国里也分为从上大夫卿到下士的五个等级。 　　那么，为什么是五等爵，而不是六等或四等呢？——这并不是一个荒谬的问题，按照郑玄和孔颖达的解释，这是效法五行理论而来的。这是周人所开创的一个崭新制度，古人的一般看法是，爵位和谥号是一体的两面，人活着有爵位、称爵位，人死了要拟谥号、称谥号，而在周人以前是没有这种制度的——即《仪礼·士冠礼》和《礼记·郊特牲》所谓的“古者生无爵，死无谥”。 　　从周礼尊卑大防的核心精神来看，五等爵的制度无疑是深谙个中滋味的，但是，通观《礼记·王制》的记载，却难免不让人对其可靠性产生疑惑。《礼记·王制》讲爵位、讲土地分配等等，更像是在描述一个架空的乌托邦，那些规规整整的区划在现实世界中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存在的，要想钩玄索微，还得找一些更原始的资料才行。　 　　关于五等爵最早的记载大约要算《孟子·万章下》了。北宫锜向孟子打听周王室的爵禄之制，一向能言善辩的孟子这回却只以不确定的口气说：“详细情况我们已经搞不清了。诸侯们生怕这些制度妨碍自己，纷纷把相关记载给销毁了，所以我只是知道一个大概罢了。爵位嘛，天子是一级，然后是公、侯、伯，子和男一共算一级，总共算下来是五级。在诸侯国里呢，君是一级，然后是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总共六级……”（北宫锜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轲也，尝闻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孟子的说法显然与《礼记·王制》不同，有可能《礼记·王制》按照汉朝的主流五行理论把孟子的说法给整合过了，搞得规整了许多。而孟子的说法中至少有两处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一是说诸侯们纷纷把周王室记载爵禄规范的典籍给销毁掉了，二是天子居然也算是一个爵位，这实在令人吃惊（以现代概念来作类比，天子是“第一公民”而不是皇帝）——黄宗羲认为自古本来如此，只是后来君骄臣谄，天子的地位才超然独立了，政治也就容易搞坏了。 　　以上两点中，第一点如果属实的话，说明了世道变乱、礼崩乐坏；第二点则让人疑惑：天子应当是爵位的授予者，如果“天子”二字也是一级爵位，那又是由谁授予的呢？——这个疑惑在古人那里一直争论不休，易学家和今文学家力主天子之称为爵称，而古文学家则认为天子非爵。许慎《五经异义》力证天子为爵称，郑玄《驳五经异义》则从《仪礼·士冠礼》的“生无爵，死无谥”出发，论证说：“既然天子死后是有谥号的，自然活着的时候也有爵位。”许、郑之争是东汉经学的一次重要交锋。及至明末清初，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则把“天子为爵称”这个问题在民本主义的大前提之下加以弥合：“君是为民而立的，所以天子和公、侯、伯、子、男其实都是一回事，并非绝世之贵；俸禄是劳动的报酬，所以君卿士大夫拿俸禄就和庶人当差拿俸禄是一样的，没有不劳而获的道理。”（为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伯子男一也，而非绝世之贵。代耕而赋之禄，故班禄之意，君卿大夫士与庶人在官一也，而非无事之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义，则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知禄以代耕之义，则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 　　郑、顾两说各有各的道理，郑说从逻辑出发，顾说则似在借古讽今，借古代文献阐发新的观念，很难说在考据意义上有多大的可靠性。但毕竟古代文献不足，大家所能做的，也只是从有限的证据中做出各自的推测罢了。 　　但是，仅仅从《春秋》一经三传来看，一般人便难免生出对五等爵之说的怀疑。比如，按照常理，级别越高，人数也就越少，那么，依照公、侯、伯、子、男的等级序列，公爵如果有五个，那么从侯爵到男爵应该人数越来越多才对，但《春秋》一经三传所展示给人们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景象——据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之“列国爵姓表”来看，侯爵和伯爵为数很多，子爵和男爵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