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权利适用于私法的三种思路.docxVIP

一、引言受大陆法系国家传统公私法划分的影响，处于公法核心地位的宪法权利与私法一直处于相互隔离的状态之中。按照该划分标准，宪法权利通常规定于国内的宪法性文件或国际人权条约当中，是公民对抗国家的有力保障；而纯粹的私法关系于此则丧失了与宪法权利相互关联的基本理论依据。该种划分起源于古罗马时期，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认为公法是以保护国家公益为目的；而私法则是以保护个人利益为目的。 [1]出于简单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古罗马法学家更加注重于私法的构建。正如梅因所述：古罗马时期的法律框架其实就是人与人、人与物以及人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 [2]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产生出对人之诉，人与物的关系则衍生出对物之诉。以上两种关系都由私法进行调整；而第三种人与国家的关系则涵盖于公法领域。现代社会进步的标志则主要体现于私法上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过程。罗马法藴育的这一思想脉络为后世公私法的互动与隔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于十六、十七世纪在国家主义浪潮的推动下得到更进一步发展和升华，在十九世纪达到鼎盛。正如奥斯丁在1832年的《法理学讲义》中明确指出，公法即是关于公共权利机构和官员的设置、权力及限制等方面的法律；而私法则是分配私人之间权利和义务的法律。前者直接涉及公共权力的行使；而在后者当中，政府并不直接参与私人间事务的管理，而只作为一个中立方为解决私法争端提供一种法律机制。 [3]此种公私法之间界限的划分得到了学界普遍的认同。然而，自上个世纪中叶已来，随着二战以后人权运动的蓬勃兴起和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广泛干预，人们对基本权利的真实内涵又进行了不断深入的探讨，对人权与法治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也进行了更加理性的思考与建构。传统的公私法划分已逐渐模糊，运用于公民对抗国家的宪法权利也逐步延伸到私法领域，公法与私法之间开始出现了相互融合的发展趋势。 [4]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德国的吕思（Lüth）案 [5]开创了宪法权利运用于私法案例的先河。 [6]该案中，韦特×哈尔兰（Veit Harlan）是纳粹体制下的一位著名电影导演，它制作完成了1940年反对犹太人的宣传电影《犹太人苏斯》(Jud Süss)。在1950年，也就是他被赦免纳粹犯罪的几年之后，他重新导演了一部名为《不朽的爱人》（Immortal Lover）的影片。在一次“德国电影周”的发行人会议上，汉堡出版协会主席爱瑞克×吕思（Erich Lüth），一个试图拯救基督教徒与犹太人之间隔阂的积极人士，因为哈尔兰的灰色过去而以个人名义呼吁对该新影片《不朽的爱人》进行抵制。新电影制作人担心哈尔兰的呼吁会对影片的销售造成经济损失，随后基于《德国民法典》第826条禁止与善良风俗相违背的故意损害而向汉堡州级法院（Superior Court of Hamburg）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禁止吕思更进一步的抵制行为。法院认为吕思的抵制呼吁是为阻止哈尔兰像过去一样成为德国电影业的代言人而做出的，但他的行为实际上却阻止了哈尔兰制作电影院所上映的普通电影的发展空间。由于哈尔兰已经被赦免了他过去的纳粹行为，他不应当被阻止在他所属领域内的发展。吕思表达他反对纳粹的哈尔兰并没有过错，但是他呼吁对哈尔兰的电影进行抵制将造成哈尔兰不能成为电影导演的正常事业，并且同时也会使得电影制作方和发行人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判决吕思败诉。吕思上诉至汉堡上诉法院（Hamburg Court of Appeals），上诉法院对该案给予了驳回。而后，吕思转向联邦宪政法院（Federal Constitutional Court）并提起宪政诉讼。联邦宪政法院认为吕思对电影抵制的呼吁受“德国宪法”第五条“言论自由”的保障，并且认为德国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不仅能够用于对抗国家，同时它也是包括私法在内的整个司法体系所应当遵循的价值理念。 [7]可见，仅仅涉及私法关系的吕思案，最后还是通过宪政法院对宪法的考量来进行最终的判决，足以折射出处于公法领域的宪法对私法干预的身影。可以说，德国吕思案开启了宪法权利对私法领域干预的先河，它为战后开启人们尊重和崇尚人类与身俱来权利的风潮奠定了一定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并且也引发了学界对于宪法权利与私法之间关系的激烈讨论。 [8]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学界的广泛讨论又更加进一步助推了宪法权利对于司法实践的具体影响，也使得更多相类似的判决在吕思案的基础之上来寻求其正当性。以至于有学者评价道：“[吕思案]，一场在世界范围内开启了使法院增加采用司法平衡语言来使他们对宪法权利的判决获得正当性的运动。” [9]吕思案判决所带来的直接影响是，随着政府不断对社会与市场经济干预的加强，宪法权利对私法领域不同程度的适用也随即出现在了荷兰、意大利、爱尔兰、加拿大等国， [10]英国1998年所颁布的“人权法案”（Human Rights Act）更是进一步加深了人权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