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家务贡献和家庭地位..doc

女性的家务贡献和家庭地位 ——兼评上海“围裙丈夫”、“妻管严”的定性误导 徐安琪 男女两性家务劳动分担不均一直是家庭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西方对家务劳动及其性别分工不均与经济、社会结构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早，拥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仅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权威性的学术杂志上发表的相关论文就达数百篇，并形成各种理论派别。而中国学术界少有关于家务劳动的专题研究，大多仅作为夫妻关系或妇女地位研究课题的指标之一加以简单描述。 由于深层次研究成果的匮乏，公众除了知晓中国家庭女性承担更多家务的现状外，对于影响家务分配的历史、社会、经济和心理导因，两性的家庭分工是否公平，以及家务分配不均的后果都不甚了了。而上海的一些男性由于参与家务较坦然，更成为具有根深蒂固男外女内、夫主妻从传统的转型期中国社会之议论热点，各种大众传媒（小说、影视剧、小品、相声、新闻等）争相将申城丈夫描绘成洗尿布、刷马桶、与菜贩讨价还价、向太太请示汇报的“围裙丈夫”、“私房钱丈夫”和“床头跪”另类形象。前些年自称具有20年欧美文化背景并走遍世界各地的台湾著名作家，惊叹于大陆小说下厨烧饭洗碗的以男人居多、家里请客男人剖鱼女人试妆打扮90%的家庭由妻子掌握日常支配权，80%的家庭中烧饭、洗衣等家务均由男子包揽”、“70%的丈夫有私房钱”之类的数据加以渲染。这都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上海丈夫“马大嫂”（即上海话“买、汰、烧”的谐音）、“阳衰”和“妻管严(Coltrane, 2000)。在一些文献中，家务劳动通常指为了维持家庭而做的没有酬劳的、没有交换价值的无偿劳动，它既不是流通货币也不是固定资产，在某种特定的关系（婚姻）之外毫无意义。而家庭主要供养者给婚姻带来的却是有市场价值的东西，这就决定了婚姻双方的不平等交换关系(Brines, 1994; Shelton and John, 1996)。一般认为，日常的家务劳动分为做饭，打扫房间，购买杂货、日常用品，洗碗或饭后清理，清洗、烫、迭衣服(Blair and Lichter, 1991; Robinson and Milkie, 1997)。这些家务劳动不但最耗时间，而且是必须要做的、最不可能推迟的，它们都具有“不可任意支配性”、“普通平凡性”、“重复性”、“繁重性”、“无情感性”和“枯燥性”(Thompson and Walker, 1989)。还有一些家务劳动，如园艺、修理、驾车接送他人、付帐等，是在时间安排上相对灵活的、可自由支配的和更有趣的劳动，也是更偶然的劳动(Larson and Richards, 1994)。尽管一些人在做家务时会感到愉快，但大多数男女都报告说不喜欢家务，尤其是做饭(Coltrane, 1996; DeMaris and Longmore, 1996)。 在传统观念上，人们把劳动分成“女人的”和“男人的”，这对男女在什么时候做家务、做多少家务影响很大(Noonan, 2001)，日常的家务劳动大多是妇女做的，而男性的家务劳动多限于费时较少的、偶然性的工作。在Coltrane(2000)看来，以往10年家务研究的最大缺陷，是对照看儿童和一些情感性劳动的研究还太少，因为大多数研究未将照看孩子等情感性工作纳入家务劳动范畴。 美国家庭和家事的国家调查（NSFH）表明，1992-1993年已婚女性每周做日常家务的平均时间是男子的3倍多（男女分别为10小时和32小时），而已婚男性每周做偶然性家务的平均时间不到女性的两倍（男女分别为10小时和6小时）。一些研究表明，有工作的已婚女性所做的家务依然是其丈夫的2-3倍(Demo and Acock, 1993; Hersch and Stratton, 1997; Presser, 1994)。Lennon and Rosenfield (1994)报告，职业男性做34.5％的家务，而职业女性做68.2％的家务。有学者提出，正是这种承担家务劳动种类的不同，导致男女从事有偿劳动时间长短的不同，进而导致男女经济地位的不平等(Noonan, 2001)。一项对日本双职工家庭工作日时间分配的调查结果显示，妻子平均每日在家务、购物和育儿上约花费4小时，而丈夫仅为10来分钟（日本劳动省妇女局，1993）。 由于受社会期望的暗示，丈夫和妻子都有过高评价自己家务劳动贡献的趋势，其中持性别角色平等观念的丈夫和缺乏平等观念的妻子，有更大的概率过高评价自己的家务贡献而低估配偶的贡献；另外，感到相互关系不公平的一方，也会高估自己的家务贡献而低估其配偶的贡献。研究结论表明，夫妻各自认知的分歧主要在于对丈夫所做家务的评估而并非为妻子的，妻子对现状的不满是很重要的因素(Kamo, 2000)。 （二）解释家务分配不均的主要理论 1. 市场竞争视角 夫或妻的工作时间越长或工作越缺乏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