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的意义.docxVIP

收稿日期:2010-02-26作者简介: 冯宪光( 1945 ～ ) ，男，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西方文论。2011 年 4 月第 30 卷 第 4 期绵阳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M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Apr． 2011Vol． 30 No． 4文化遗产的意义冯 宪 光( 四川大学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创新基地，四川成都 610064)摘 要: 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成长发展历程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尤其在社会的现代性发展道路上显示出更加重要的文化意义，但在以往对之研究的个中并非完全出于学术化的角度，也未能发掘出其对于一个民族或世界的全部意义。本文借鉴 20 世纪语言学和社会学发展的一些基本经验，试图重新探究其所富有的现代性意义。关键词: 文化遗产; 意义与价值; 现代性探究在文化遗产问题研究引人瞩目之际，在文化遗产的研究中取得了许多具体、切实的研究成果之际，特别应该关注文化遗产学理论的研究。如果文化遗产成为一种专门的研究问题，如果文化遗产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研究成果的积累，那么依据现在科学研究的趋势和学术领域不断分化、扩展的态势，文化遗产学的开拓和建构则势在必行。实际上，国内学术界已经陆续在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发表了一些建设性意见。但是，建设文化遗产学的呼吁，并不等于实施了扎实而具体的研究。显然，如果要具体地开展文化遗产学的研究，可以切入的学术点可能是多方面的，然而我在想，我们能不能在思路上设计一种具有学科合法性的研究路径，使之在文化遗产学的研究中形成为一定的学科意识，逐渐深化为一种具有一定共识的基础性观点。这需要我们借鉴 20 世纪语言学和社会学发展的一些基本经验。大家知道，20 世纪国际学术思想中出现了所谓的“语言论转向”。语言学方法以及继之而起的符号学方法，成为了许多学科研究的基本方法论基础。几乎人类一切学科对象，都可以还原为语言问题和符号问题加以剖析和研究。究其原因，可能多半是因为任何一个学科的客体对象，都具有语言或符号的形式。现代符号学的进一步发展，把人类的几乎所有的实践活动都看作是传达意义和接收意义的意指活动。符号、话语通过意义的传递和接收，使我们的日常行为具有了人类生活的价值。同时我认为语言学、符号学的学科实在性使得当代许多学科在自身建构时选择了借鉴语言学、符号学的方法。比如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在确定语言学研究对象时，区分了言语体系、语言和言语三个概念。这种区分值得思考和借鉴。索绪尔认为，言语是个人言说行为，世界上所有的个人所进行的单独的言说行为构成为一个庞大的言语体系，这两个概念表征的是言语的事实性行为活动，是客观的具体存在。然而，在索绪尔看来，作为学者个人，甚至是学术界的整体，对于庞大而不断扩展的言语体系的总体进行完整把握和科学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个人的言说行为可以研究，但是这种研究又不可能完全、完整地把握人类语言活动的基本形态，研究了也是无意义或意义缺失的。索绪尔认为，只把言语体系和言语这样的经验事实确定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我们无论从哪一个方面去着手解决问题，任何地方都找不着语言学的完整对象; 处处都会碰到这样一种进退两难的窘境”［1］29。于是他把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语言。语言不是实际的客体存在，而是在个人言语活动以及人类整体言语体系这样的现象事实中寻找出来的社会性、集体性规则。索绪尔的研究引起了语言学的革命，它把语言学从言语经验形态的历史语言学为主的轨道上，拉回到以语言普遍规则研究为主的普通语言学道路上来。20 世纪国际人文社会科学有了充足发展，其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就是建立在从对象的经验事实中寻找其中的规则这一索绪尔的语言学方法。我个人以为，我们在建设文化遗产学的时候，应当注意运用索绪尔的这一方法。这种看法不仅是来自我个人对索绪尔著作阅读的体会，而且来自我对当前国内文化遗产学研究现状的经验形态、经验主体研究方式存在缺失的担心。国内文化遗产研究渐次成为学界热点主要是由于中国在新一轮的社会建设与发展中，各级政府高规格地重视文化遗产问题。中国政府不仅首次在中国设立了文化遗产日，而且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相互配合，不断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屡屡获得成功。中华民族祖先给我们这一代人留下的文化遗产，成为当代巨大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这一事实，鼓舞着人们在实用性开发、利用文化遗产方面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热情。社会实用需求的攀升，拉动了文化遗产的研究。这对文化遗产资源的重新复活和文化遗产的研究来说是个求之不得的机遇。这两年我由于关注这一问题，搜集了一些近年来文化遗产研究成果的资料，从我个人有限的阅读范围来看，总体上多为具体个案研究，而这些个案研究又没有多少关于文化遗产的规范性价值标准，止步于事实性描述和经验性价值评判，似乎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