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经济落后地区信息传播状态的社会基础..doc

2010年10月29日发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经济和社会发展落后地区大众传播媒介发展的社会基础 ——基于全方位视野分析的框架 段京肃 段雪雯 【内容提要】来自实践的“人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惯例”构成了媒介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思想基础和社会生活基础，它是决定大众传播媒介传播活动进行的基础因素和根本因素。“社会基础”的显性表现是“一种状况、两种素质、三种关系”的综合指标。由此入手为中国传播学在发展传播学领域的研究中建立一个分析的框架，寻找到研究中国农村和其他经济社会落后地区传播事业发展规律的新的、有用的分析工具，则可能有效推动传播学本土化的过程。 【关键词】欠发达地区 大众媒介 社会基础 社会关系 本文写作最初的启发来自王铭铭教授一篇关于吉登斯理论的研究论文，王教授介绍道：“吉登斯的观点概括起来是这样的：人的生活需要一定的本体性安全感和信任感，而这种感受得以实现的基本机制是人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惯例。惯例形成于人们的实践中，并能通过实践的重复在人们的意识中促发一种指导人们行为举止的‘实践意识’。这种意识不需要言说、不需要意识形态话语的宣扬，就能够对行动起制约作用。”此后一直萦绕在心头的想法是，来自实践的“人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惯例”可能构成了媒介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思想基础和社会生活基础，它是决定大众传播媒介传播活动进行的基础因素和根本因素。在经济、文化相对原始、封闭的中国欠发达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牧区，“人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惯例”的形成早于现代大众传播媒介的进入，大众传播媒介是以外来文化载体的身份进入的，媒介自身也是外来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那么今天看似强大的大众传播媒介是否也如吉登斯所说“在受制约中创造了一个制约我们的世界”呢？媒介在凭借自己的力量制约世界过程中又受到了什么样的制约呢？特别是在以经济落后地区农村、牧区为代表的中国广大欠发达地区，媒介的进入和发展过程中又面临着什么样的“人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惯例”。著名社会理论家艾吕尔认为：“在当代世界的技术方法和人的心态造成的社会环境里，人类社会、人的思想方法和传播都发生了变化。”媒介不可能在一个完全“纯净”的真空环境中出现，也不可能由外部进入一个“纯净”的真空环境中，“人们日常生活的方式受到更为广泛的制度框架的重大影响”，“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现象同样会在大众传播媒介扩张过程中出现。 后来又读到王立胜发表于《科学社会主义》杂志2006年第4期的论文《论中国农村现代化的社会基础——一个分析的框架》。对于他在论文中谈到的问题深有体会，因为在多年对经济落后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大众传播事业发展研究中，包括笔者在内的学者们将更多的精力用在了大众传播媒介本身的研究上，特别青睐于大众传播媒介在农村地区的传播效果研究，仍然延续了现代传播学在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的研究模式，主要关注的是掌握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精英的行为，关注的是已经处在强势地位的大众传播媒介的单向传输行为。而对造成大众传播媒介在经济和社会落后地区发展现状的社会思想基础和生活基础则观照不够，对特定地区原有文化基础、社会传统、民族习俗等因素对现代大众传播媒介的抵抗、改造观照不够，亦即对社会底层的行为关注不够，形成了研究的偏差。按照社会哲学家埃里克·霍弗的说法，一个时代的社会上层精英，固然是社会的形塑者，然而在另一端的底层，却也是社会的重要角色，。在一定意义上，精英为代表的社会上层和广大的社会下层之间是一种没有终点的博弈关系，他们互为斗争和依存关系，忽略了社会底层的研究永远不是完整的、科学的研究。当然传播学研究中对社会下层不是没有意识到，而是缺乏一种科学的研究框架，大家各自按照自己的理解设定了不一样的研究指标和体系，于是出现了对同一研究对象的不同认识。 王立胜在论文的开始谈到为什么要研究“社会基础”时便指出：“在多数社会研究中，‘社会基础’一词虽然极其常见，但通常是作为含义不言自明的概念来处理的，并不会对其进行严格的界定和说明，在这些时候，‘社会基础’实际上不具备学术术语的意义，更近乎一个普通的习语。”这一现象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也同样存在，并时日已久。在经验主义研究和批判主义研究两大“学派”的区分上，把是否“聚焦于大众传媒本身并将其视为与社会大系统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特定的社会组织”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标。但是其中所提出的“社会大系统”的内涵和外延并没有一个严格的界定，缺乏科学研究的严密性和使用时的可操作性。因此对特定社会环境信息传播状态的分析和研究便由研究者自行临时性设计一些指标或根据自己到手的材料设计一些指标来研究。这样在全国同行的研究中对相同或相近问题、现象的研究便有了差异较大的研究框架，研究的成果实际上是缺乏可比性的，自然也就缺乏对信息传播客观现实的把握能力。如果像王立胜所说，通过科学的探索和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