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纪录片与电视专题片的界分.docVIP

电视纪录片与电视专题片的界分 贾秀清 　　 　　电视的纪录片与专题片到底有什么区别？ 　　 　　这是我在工作中遇到频率最高的问题之一。提问者既有高等院校电视艺术学科的本科生、硕士研究生、甚至博士研究生，也有很多在一线从事电视节目创作的记者、编导、摄像和相关节目的管理人员。乍一看，这个问题似乎不成问题，似乎没有学术的深度，也似乎上升不到需要研究一番的高度，但当你被真的很认真地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能体会到这不仅是一个问题，并且是一个关系到电视节目创作原则、创作规律、创作类型构成的基本的理论问题，它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才能体会到事情远远不像问题表面所透露出来的信息那么简单：回答这个问题是困难的，要在两者之间画一条清晰地易于分辨的线是困难的。 　　 　　在实践者那里,往往电视纪录片就是电视纪录片、电视专题片就是电视专题片，一切来自约定俗成、经验使然，虽不易说清但大家似乎心中自有界分：电视纪录片就是那种注重生活原生态的纪实片，电视专题片就是比较传统的倚重解说表达、带有宣教腔的那种类型。但假如沿着这个思路再细说下去就有点剪不断理还乱了：电视纪录片追求客观真实/电视专题片难道就不是吗？电视纪录片的题材来自客观现实/电视专题片的难道就不是吗？电视纪录片追求纪实性、排斥导拍摆拍/难道电视专题片追求纪实性、排斥导拍摆拍就不行吗？电视纪录片可以尽量不用解说或少用解说/难道解说“惜墨如金”的电视专题片佳构还少吗？比如形象电视专题片《美在广西》等。要么，也许两者的区别可能在于一些创作元素的调度方式不同吧：电视纪录片讲究使用长镜头、电视纪录片的拍摄视角应该调整为人眼的平视角度、电视纪录片可以不使用音乐、电视纪录片的解说总是唠家常似的低八度……，没错，电视纪录片的确可以这样做，但反过来将这些做法放在电视专题片那边就行不通吗？不然，你发现实际情况并没有太大出入，任何一种创作手法并不独属于两者之中的任何一方。如此这般在具体的创作细节上寻找两者的界限显然是有局限性的，毕竟具体的创作细节是一个变数，它所具备的个性成分是不能替代普遍规律的。其结果，就是使我们的很多创作因为类型定位不清而显得不伦不类，无法做到创作中情致的始终如一。 　　 　　在理论者那里，曾经有过一些对电视纪录片与电视专题片加以区别的思考，但其提出的界定标准与实践界的诸多模棱两可的经验性话语大同小异：要么徘徊于两者在审美表象上的差异，要么踯躅于两者在个别创作元素具体把握方式上的不同[1]。曾几何时，有的学者或专家干脆将两者一笼统为“纪实节目”，认为不管是电视纪录片或电视专题片它们本身的非虚构性，使之与现实的关系都是一致的，所以都可以被划入“纪实节目”的范围，认为将两者合二为一称作电视纪录片（含电视专题片）或者电视专题片（含电视纪录片）并无质的区别。这种将非虚构与纪实在概念的内涵外延上等量齐观的做法显然有失学术研究的严谨与科学：首先“纪实节目”的称谓就含糊不清。当现实被纳入到电视节目中的时候就不可能完全与现实等同了，它只是电视里面的现实，而电视里面的现实是经过主体把握的，至少经过了主体的选择、取舍、剪裁，纪实就不可能是节目，是节目就不可能纪实。纪实与节目，两者在美学范畴上很难并置。严格讲，可以有纪实性节目，但不可能有纪实节目。因为，纪实在艺术创造领域一般是指一种创作风格，它是一种艺术地把握现实的态度和相关方法的有机统一，即所谓创作上的纪实性或纪实主义。所以，纪实在艺术创作中始终是一种美学追求，即追求以一定的创作手段使作品呈现出纪实风格，也就是口语常说的纪实性、纪实感。试想，为什么将《九·一八大案》、《黑洞》、《黑冰》等电视剧也叫做纪实节目呢？因为它们是纪实风格的。而电视专题片《苏园六纪》、《江南》、《梅兰芳》、《走进新时代》、《考古中国》等作品，它们既不纪实也无纪实性。因此，纪实固然是非虚构的，但非虚构的并不一定就是纪实的。就像现在流行的人像艺术摄影，被拍摄对象的确并非虚构，但拍出来的结果却没有丝毫的纪实性。所以用纪实的概念将电视纪录片与电视专题片一笼统的做法不仅没有界分两者，反而是抹去了两者的区别，使两者在创作上和理论上的迷雾更为浓重，不利于电视创作的类型化发展。另外，还有一种更为“便捷”的界分方法也影响不小：因为无法直接在电视纪录片与电视专题片之间划出科学的清晰的界限，便聪明地将电视纪录片纳入新闻领域，将电视专题片纳入艺术领域，从而以新闻和艺术的界限取代电视纪录片与电视专题片的界限。概念的偷换，范畴的混淆，同样对问题的解决有害而无益。毕竟，电视纪录片并不完全包含构成新闻的那些要素，电视专题片与现实的非虚构关系又与艺术的核心——自由的创造有一定的距离。 　　 　　电视纪录片——《舟舟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