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宗教政策3[精选].pptVIP

中国宗教政策与法规研究 温金玉主讲 中国宗教制度研究 源于古代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不久后便适应中国社会的特点，发生了性质的变化，从纯粹的宗教组织逐步演变为既有宗教性质，又有政治和经济性质的社会组织。为了统治和管理好这个社会组织，同时也为了恰当地处理世俗政权与这个特殊社会组织的关系，必须建立一套有效的管理体制与管理机构。支撑这个机制的就是宗教法规。管理部门就是僧官体系。它是宗教与政治综合运动的产物，也可以说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中国宗教的管理体制主要起始于两晋时期，以后发展演变了一千多年，这套制度对中国的政治与宗教影响很大。 一、制度比人性更重要 1770年，J．库克船长带领船队来到澳洲，随即英国政府就宣布澳洲为它的领地。开发澳洲的事业开始了，谁来开发这个不毛之地呢？当地土著居民不多，且尚未开化，只有靠移民。而当时英国人主要是往美国移民。于是，政府就把判刑的罪犯向澳洲运送，既解决了英国监狱人满为患的问题，又给澳洲送去了丰富的劳动力。运送罪犯的工作由私人船主承包，这种移民活动一直持续至十九世纪末。 开始时英国私人船主向澳洲运送罪犯的条件和美国从非洲运送黑人差不多。船上拥挤不堪，营养与卫生条件极差，死亡率很高。据英国历史学家查理·巴特森写的《犯人船》（THE CONVIST SHIPS）一书记载，1790年至1792年，私人船主运送犯人到澳洲的船有26艘共4082名犯人，死亡为498人，平均死亡率为12%，其中一艘名为海神号的船，424个犯人，死了158个，死亡率高达37%。这么高的死亡率不仅经济上损失巨大，而且在道义上引起了社会的强烈谴责。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一种做法是进行道德说教，让私人船主良心发现，改恶从善，不要只图私利，为罪犯改善生活条件。一句话，依靠人性的改善来解决问题。但这有用吗？中外历史上都有人性恶与善的争论。其实人既有善也有恶。对哲学家来说这有重要意义，但对经济学家来说这毫无意义。他们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的，从利己出发，人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恶事。那么人性只能靠制度来制约，而不应靠说教。 在当时人们为了300%的利润而敢上断头台的时代，企图用说教去改变人性，无异是失败的。私人船主只所以敢于乘风破浪，冒死亡之险运送罪犯是为了利润。他们尽量多装人，给最坏的饮食，以降低成本，这是无可厚非的经济行为。而且私人船主间亦存在竞争，大家都在拚命压低成本，谁如果发善心，谁就会在激烈的竞争中无法生存下去。在这种情况下，要把死亡率降低寄希望于人性的改善是毫无用处的。另一种方法是政府来干预，强迫私人船主采取富于人性的工作。这就是由政府出面以法律形式来规定最低饮食与医疗标准。并由政府派员去监督实施这些规定。但这样成本很高。能否有一种方法，既不用乞求船主发善心，也不用派员监督，而是寻找一种简单易行的方法。即政府不按上船时运送的罪犯人数付费，而是按实际到达的人数付费。 当按上船的人数付费时，船主会多装人，而且不给罪犯吃饱，把省下来的粮食在澳洲卖出，又赚一笔钱，至于有多少人能活着到达，与船主无关。当按实际人数到达时，装多少人与船主无关，而到达多少人才是至关重要的。这时船主就不是想方设法多装人了，而是多给每一个人一点生存空间，要保证他们在长时间的海上生活后仍能活下来，让他们吃饱并配备有医生。罪犯是船主的财源，当然就不会虐待了，正如牧羊人不会虐待自己的羊一样。这种制度的设施，使罪犯的死亡率一下就降了下来。 这就是制度的力量！ 二、历代政府对宗教的规范 “规范”（norm）一词，用于宗教，本是包含有宗教内部之行为规范，以及与宗教有关的社会及国家的法规。当然这是一种广义的用法。传统的宗教中并不如此用，如《高僧传·道安传》中说，“安……所制僧尼规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这里仅指宗教内部规范。这一部分我们可以称为“宗教内规范”。它主要是指宗教自身所制定的一系列行为准则与操行规范。如各教的戒律（佛教的五戒、十戒；基督教的十诫、《古兰经》中的“十项天命”、道教的五戒、八戒、元始天尊二十七戒乃至一千戒。），就是“宗教内规范”。而所谓“宗教外规范”就是指历代政府对宗教的管理法规。 1、历代法律规范宗教的原则 按中国自汉朝以降，朝廷法令的名称至为庞杂。除“律”外，尚有“令”、“典”、“敕”、“格”、“式”、“科”等，如汉代时，除正律外，还有副律，为的是适应千变万化的具体断罪需要。又如曹魏时，以“科”来取代汉律。唐时集西汉以来律法之大成，但也重视“令”、“格”等。宋代重“敕”，元代重“通制”，明代重“条例”，清承明制，主要法典为“律例”。虽然历代律制名号不同，但两千年来却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统绪或灵魂在。那么这个主线是什么？那就是“礼统”。中国自周公制礼，以道德人文主义治天下，经孔子的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