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新的货币制度是发展模式转变的根本之道..doc

构建新的货币制度是发展模式转变的根本之道 蔡恒进20世纪70～80年代开始，金融商品的贸易异军突起。金融资本的存量和流量都迅速膨胀。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每个人创造财富的速度提高。通过市场经济机制，财富向上流动并集中，大量的财富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而在财富金字塔底端的广大民众，其财富流失速度会加快。 首先，金融资产相对于实物资产的膨胀速度要快得多。一方面实际经济由于实际资本形成缓慢而有增长减缓的趋势；另一方面金融资产总量有加速膨胀的趋势，并且金融资产膨胀速度与实际资本形成速度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过去30年，全球金融资产存量的增速，几乎是全球实际产出增速的3倍。金融收益的实现最终不能脱离实际经济，这种矛盾的发展是导致国际金融体系不稳定的根源。人们担心目前全球140万亿美元的金融资产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泡沫。 其次，在过去的40年中，世界上最富的40个国家的收入增长了三倍，而20个最穷国的收入几乎没有改变。世行公布的世界GDP排名也显示全球地区间贫富差距明显。七国集团总共占世界人口的11%，但是GDP占世界的65%。而世界其余地区，人口占世界的89%，而GDP仅为35%。其中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52%，但是GDP仅占8%。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占世界人口的11%，GDP占1%。资本主义并没有推动各国人民生活的改善，而是相反，差距越来越大了。 再次，货币的发行与流动越来越脱离大多数人的劳动，大部分国家内部贫富差距继续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例如美国在2005年创下二战以来贫富差距的新高，最有钱的1%美国人，收入提高到占全国的21%。法国2005年发生了影响全国的大骚乱，而据专家事后分析，骚乱的发生，与法国城市贫富差距过大，“穷人区”“富人区”泾渭分明有着直接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也在逐步拉大，我国的基尼系数已从1980年的0.25上升到现在的约0.46，基尼系数越过警戒线已是不争的事实。全球范围内贫富鸿沟的扩大已经成为困扰整个国际社会的问题。 金融资产的剧烈膨胀和财富流动速度的不断提高，导致了一系列的现实问题。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额危机、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和正在发展中的次级贷款危机都深刻地揭示：这种金融垄断、两极分化的发展模式是难以持续的。贫富差距的扩大对维护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带来挑战，金融危机的爆发则加深了贫富差距的伤口。这种恶性循环有可能会引发社会的动荡并导致经济体系的崩溃。 二、构建更稳健货币制度的必要性 在一个非全民公有的经济体系内，财富总是倾向于向少数人（或集团）流动，产生聚集效应。这与物理学描述的趋向分散或趋向平衡的普遍规律正好相反。之所以有这样的财富转移规律，粗略地讲是因为人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和智力，个体差异使人在经济生活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在竞争中，财力雄厚的更容易胜出，获得更多财富，从而形成正反馈。更深一层地讲是因为人们对风险的厌恶程度和对未来的把握程度不一样，一个小的增长率优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迅速放大。 财富倾向于向上流动这一规律在历史中能得到验证。自秦统一中国后，历朝历代存在时间少则数十年，如秦、隋、中华民国等；多则也不过三四百年，如汉、唐、宋、明等。一些学者们认为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是制度或文化。事实上，可以从财富转移的角度来重新审视王朝的兴起和灭亡。假如中国从秦朝开始以每年1.8%来增长(自1850年以来，以人均GDP而论，英国的1.8%是西方七国中增长率最小的)，用爱因斯坦72法则很容易估算出，利滚利1块钱能涨到1千万亿块钱，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一个文明要延续2000年的话，不可能以一个好的增长率持续增长，一定是增长和衰退相互交替的过程。 如果开国皇帝很开明，在王朝初期，社会财富分布会比较平均。在这个基础上，大家手里有钱，精明人能容易赚到钱，经济会快速发展起来。中国几个长的朝代（汉唐明清），大约第三代的时候，财富的增长机制完全运转起来。皇帝下面必定有一个或数个权力或利益集团，作为皇权的代理人，他们自己有不断增长的需求，如果年增长率是3.6%，那么300年后他们的财富或影响力将会增长3万多倍，这些资源只能是从皇帝那里侵蚀而来。因此在王朝末期，皇帝可以支配的资源实际上很少，整个系统的崩溃不可避免。 中国2000多年历史的兴衰循环说明一个道理，就发展的可持续性而言，不患寡而患不均。一个王朝是否能够彻底铲除财富分布的鸿沟，是否能够抑制利益集团快速聚敛财富的冲动决定了一个王朝是否能长治久安。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和在台湾的成功是最近的一个例子。国民党在大陆拒绝土地改革是其丧失了政权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到台湾后用赎买的方式将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则为台湾的经济起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目前，西方国家垄断了货币发行权，这不仅仅是有收取铸币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