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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尚贤”学说之比较 　　摘 要：本文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先秦诸子的趋同的政治主张――“尚贤”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分析了其主张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不同的政治目的和见解，指出了“尚贤”学说的积极作用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先秦诸子；尚贤；比较； 　　中图分类号：lB22I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9-00-02 　　国家的治乱兴衰与用人大有关联。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各种思想集中爆发的时期，“尚贤”的政治主张在诸子百家之中均有所反映。如孔子、荀子、墨子、韩非子等等，此外，屈原也有过“香草美人”的美政理想，其内涵也是尚贤。本文通过对先秦各个学派的尚贤学说简要分析比较，总结其异同。 　　一、为什么春秋战国之际，“尚贤”成为先秦诸子的共同主张？老子为什么不“尚贤”？ 　　我国夏、商、西周时期，普遍实行世袭宗法制，任人凭血缘关系，而不是以智能的高低为标准。如“同道亲”，“立嫡以长不以贤”（《公羊传?隐公二年》）。从天子到卿相士大夫都是嫡长子世袭垄断。在这种宗法制度的压抑下，尽管有“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论语?秦伯》），武王“有乱（讼也）臣十人”（《论语?秦伯》）而平安天下的历史经验，但人才问题还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 　　春秋战国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诸侯列国为了争城夺地，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展开了激烈竞赛，智能的作用日益突出。例如：齐桓公不计个人私怨，见管仲之能足以托国，立以为仲父，“独任为政四十年”（《史纲评要?周记》）。正是依靠“管仲之力”（《论语?宪问》），齐桓公才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魏国的信陵君所养食客达数千人，甚至连鸡鸣狗盗之士也网罗在门下。 （见《史记?孟尝君列传》）各国统治者需要大批人才，变法图强，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在这样一个需要人才和产生人才的时代，从理论上比较系统地阐述人才及其社会作用，探索人才的开发和利用，已经是刻不容缓了。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尚贤” 学说产生的原因。 　　但是，老子却不主张“尚贤”，这是因为老子是站在当时上升的进步趋势的对立面，他代表的是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利益，因此，老子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三章）老子反对“尚贤”，是反对有众多的贤能之士从贫民的地位中被提升，这样就会威胁奴隶主贵族的地位，而不是反对从贵族阶级内部选拔人才。 　　二、政治目的一致，孔子和墨子都表示选贤才不分贵贱 　　孔子说：“吾少也贱”，他主张选拔贤才应不分贵贱：“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先进》主张选贤要广开才路，不论远近亲疏，地位高下“内称不避亲，外举不避怨。”（《礼记?儒行》） 孔子讲学时，对于学生不分贵贱，“有教无类”，充分给予尊重与教育。《论语》中说“樊迟请学稼。”可见孔子的学生中也有农民出身的，但是孔子却没有教给他，说：“吾不如老农，”但是樊迟还不死心，又“请学圃”，孔子又说“吾不如老圃”樊迟走后，孔子说：“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孔子认为农业生产的具体劳动技巧对于治理国家没有什么用处。 　　墨子出身虽不可考，但从历史文献上看，墨子绝非一个普通工匠，而是一个拥有政治观、宗教观、经济基础和军事能力的集团首领。从墨子一派“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兼爱下》）这种严格的组织纪律，以及其弟子们“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庄子?天下》）的忠诚来看，推测墨家学派很可能是一个流亡的贵族集团。墨子则是该集团的首领。因此墨子所主张的选贤“不辟（避）”应该也是为其政治集团拉选票，寻求更多的支持者。墨子说：“是以国之富贵之人闻知，皆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富贵也；今上举义不避贫贱，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这说明墨子看到新兴的力量正从劳动人民中崛起，所以它顺应了这种潮流，也就使自己的学说成为诸子百家中重要的一家，而实际上墨子也是为自己的政治势力强大铺垫基础。 　　三、荀子的“尚贤”主张对孔子墨子有继承和修正 　　荀子对于人才的重要性同样也有很多精辟的论述，但是荀子的主张更具有实际操作性，荀子主张实行社会分工，“度力而授事”（《荀子?富国》），使才尽其用。荀子的“尚贤”主张一方面，继承并发展了孔子“举贤才”的思想。在孔子那里，“贤才”就已经隐含有德才兼备之意。荀况吸取了孔子人才思想的合理因素，明确提出“知且仁”，要求人才不仅口能言，而且能身体力行。同时，荀况还从孔子的“举尔所知”举“尔所不知”（《论语?子路》），“学而优则士”（《论语?卫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