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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在长江经济带中的战略定位及对策建议 　　一、长江经济带战略提出的理论意义和规划愿景 　　经济发展在空间上不平衡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普遍现象，某些地方之所以发展势头良好，是因为它们普遍遵循了符合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和内涵，通过提高密度、缩短距离、减少分割促进了地理结构的变迁。近年来我国在重塑经济地理格局方面就明显带有“沿海化、城市化、集群化”的典型化倾向。在城市发展战略层面，通过城市群和城市一体化即同城化，使得单一的城市发展逐渐演变为区域性的城市群一体化发展，通过打破城市间的行政壁垒，实现资源优势互补、产业错位发展、基础设施共享、要素市场共建，谋求各具特色的城市群联动创新发展道路。在国家发展战略层面，一些对国家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区域发展规划已陆续上升为国家战略，并通过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规划引导要素和资源的合理流向。一方面，通过政府掌握的要素流入和国家计划安排的重大项目，使区域交通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工程建设服从国家整体战略的需要；另一方面，以国家开发战略为导向实行更加开放的体制、机制和政策吸引国际高端要素的流入，能够快速获取通过国家整合资源、引导资源流入的区域开发能力。 　　2014年以来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长江经济带、京津冀经济区、东北-蒙东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为主体内容的“一路二带三区”战略性区域规划的轮廓开始逐渐清晰起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彰显的是国家海洋新战略，丝绸之路经济带旨在提升中国与欧盟的经贸联系，长江流域经济带旨在强化中国沿海与腹地的经济联系，三大经济区则是架接首都经济与沿边经济联系的桥梁和纽带。这其中2014年9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了长江经济带的四大功能定位：一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二是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三是沿海沿江沿边全面推进的对内对外开放带；四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指导意见》还明确要求，要依托四大功能定位，升级、再造长江经济支撑带，拓展城市群的经济发展空间：一是依托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二是做大上海、武汉、重庆三大航运中心；三是推进长江中上游腹地开发；四是促进“两头”开发开放，即上海及中巴（巴基斯坦）、中印缅经济走廊。可见，长江经济带战略的提出，就是要以区域一体化机制来提高地方的供给能力，以全球一体化机制来扩大需求，通过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相互融合并相互促进，以便在更大范围内寻求资源的优化配置，拓展新的区域经济发展空间。 　　二、江苏在长江经济带中的区位条件和枢纽功能 　　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内容，包括建设长江产业带、长江城市带、长江历史文化带、长江生态文明带等。在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中，国家对上海、武汉和重庆的定位分别是长江经济带龙头、龙腰和龙尾航运中心，同时上海还重点定位于国际性大都市、国际金融中心，承担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对接的重任；武汉和重庆分别定位于中西部的中心城市。相比之下，江苏地处长江下游，不仅是“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交汇区域，也是沿江“一横”与沿海“一纵”的“T”字形发展战略的交汇地带，还是中国经济发展最有活力的前沿性区域。江苏不仅经济基础良好，科技实力雄厚，改革开放较早，高科技研发中心云集，高端产业和园区汇聚，而且江苏各地市的沿江和沿海港口在地理位置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不少港口比如太仓港和张家港更是兼具海港和河港的双重属性，在打造长江经济带黄金水道的规划中是重要的水路中转站，江阴港、扬州港、镇江港不仅港口区位条件好，而且当地产业基础和产业配套能力较强，南京港不仅具有良好的吞吐能力，而且具有承东启西的产业转运能力和腹地经济的强大支撑。 　　这些产业基础和区位条件使得江苏在长江经济带中具有肩负新开放格局的战略支点和城市群枢纽重任的天然优势。比如，南京作为长三角三大都市圈的核心城市之一和长江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城市，适宜打造陆港、海港、空港互动式开放战略的重要节点。同时，在将原来主要向东开放转变为向东和向西双向开放的大背景下，江苏在与“一带一路”跨区域国际产能合作战略对接中，无疑起着中转器和转换器的“调节阀”作用，对于拓展长江经济带内陆与沿边开放的深度和广度，提高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水平，加快形成陆海统筹以及东中西互联互济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均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还有利于探索和实现长江经济带沿江城市与腹地纵深城市之间的产业双迁模式。不仅如此，在江苏13个省辖市中，直接濒临长江的就有8个，依托自身卓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产业基础和外向型经济条件、完善的综合交通体系、互联互通的城市群网络、结构高度优化的产业模式，江苏在长江经济带中的水运、铁路、公路、航空、油气管网集疏运等方面的自身体系建设，不仅是长江经济带整体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对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的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