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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中大姓与爨氏时期――云南多元一体格局的开端 魏晋南北朝是云南古代各民族在分化与融合中开始形成的时期，也是云南形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民族地区的开端以及云南多元一体民族关系的开端。 1、南中“大姓”时期的夷汉关系。从历史看，夷汉关系在云南经历了从冲突到融合的过程。汉人不断从内地迁入云南，必然在开始时期因生存资源争夺而与当地土著民族存有尖锐矛盾，由此引发的民族战争也常见史册，如：“（元初）四年十二月，越巂卷夷封离反，杀遂久令。永昌、益州及蜀郡夷皆叛应之”，“（熹平五年）夏，益州夷反”，“益州太守李颙卒，诸夷复叛”，“永昌、越巂夷欲谋反”，等等。但到了魏晋时期，因夷汉矛盾引发的民族战争越来越不见于史册，更多见的是夷汉共同拥护的“大姓”、“夷帅”地方势力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冲突，如：“（蜀汉建兴元年）益州郡耆帅雍闿以四郡叛”，“十一年冬，夷帅刘胄叛”，“（晋）太安元年，建宁、朱提大姓毛诜。这种转变反映了南中“大姓”时期夷汉关系正逐步从对抗走向融合。而这与南中“大姓”自身的民族特质有着直接关系。 魏晋时期云南境内涌现出一批封建“大姓”势力，掌握着对云南地区的实际支配权力。他们乘当时中原王朝内乱无暇南顾之际，纷纷拥土自立割据一方，如雍闿、孟获占据着益州郡；朱褒以牂牁太守身份把持了牂牁郡；高定元盘踞在越巂郡，等等。为稳定蜀汉政权的大后方，诸葛亮不得已进行了南征的军事活动。但考虑到云南民族地区的特殊性，诸葛亮对待这些南中大姓更多是抚而不剿，甚至以壮大其实力来换取他们对蜀汉政权的支持：“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娄、爨、孟、量、毛、李为部曲；置五部都尉，号‘五子’，故南人言‘四姓五子’也。以夷多刚狠，不宾大姓富豪，乃劝令出金帛，聘策恶夷为家部曲，得多者亦世袭官。于是夷人贪货物，以渐服属于汉，成夷、汉部曲。”可见，在诸葛亮征服云南之前，南中大姓的部曲更多的是从中原内陆流落到云南的汉族，少数民族则更多依附于本民族的部落酋长。如林超民先生考证的：“汉王朝在云南设置郡县的同时，不断以屯垦戍边等方式向云南移民。汉族移民与当地土著的夷人，分别建立汉户和夷户。夷户由夷帅统领，汉户则由王朝派往云南的命官管辖。为了控制汉族移民，边郡的官员在移民中选拔和培植一批豪族大姓。郡县的太守、县官通过这些大姓控制汉族移民，并牵制夷帅。为更好地控制云南，诸葛亮不仅不削弱南中大姓的实力，反而建议乃至利用政权力量支持他们笼络少数民族首领（“聘策恶夷”），进而也把云南少数民族转化成他们的部曲（相当于农奴），扩大其剥削对象。在1963年云南昭通出土发现的晋代“大姓”霍承嗣墓室壁画中，我们可以清楚看见夷汉部曲共存一体的场面。《华阳国志·南中志》又说：“霍弋抚和异俗，夷晋安之。”这说明南中“大姓”逐渐取消了夷汉区别对待的歧视政策，转而和合夷汉关系以求巩固统治。这必然会深化当时夷、汉之间的交往：一方面汉族可以更频繁的接触当地的少数民族，另一方面当地的少数民族必须走出自己原始的生活方式，逐渐融入到汉族的经济文化中。当然，这种做法实际上也是顺应时势的选择，因为当时确实存在着夷、汉进一步加强融合的要求。这首先体现在南中“大姓”自己的身上。“大姓”原本都是因种种原因落籍云南的汉族，他们都有显赫的身世背景，从而可以使他们在落籍处培植起势力，成为称霸一方的豪民。如益州郡的雍闿其祖是被汉高祖封为什邡县侯的雍齿；汉武帝时，其家族入益州郡屯垦，再至雍闿便成为“恩信著于南土”的“大姓”望族。再如爨氏家族其祖曾为“魏尚书仆射、河南尹”，后“流薄南入，树安九世，千柯繁茂，万叶云兴”。但要更好地扎根于云南，这些“大姓”必须获得当地势力的支持，为此他们世代与当地少数民族贵族通婚：“与夷为婚曰遑耶，诸姓为自有耶，世乱犯法，辄依之藏匿，或曰有为官所法，夷或为报仇，与夷至厚者谓之百世遑耶，恩若骨肉，为其逋逃之薮。故南人轻为祸变，恃此也。”这样，南中“大姓”在血统上实际上已是即夷即汉，随之而来的便是文化层面的融合：“夷中有桀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主。论议好譬喻物，谓之‘夷经’。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南人”既泛指先前迁入云南的汉族，也专指南中“大姓”，虽学者的言论“亦引夷经”，如《三国志·张裔传》载：“先是，益州郡杀太守正昂，耆帅雍闿，恩信著于南土，使命周旋，远通孙权。乃以裔为益州太守，径往至郡。闿遂趑趄不宾，假鬼教曰：‘张府君如瓠壶，外虽泽而内实粗，不足杀。’令缚于吴，于是遂送裔于权。”雍闿所说的“张府君如瓠壶，外虽泽而内实粗”可能就是出自“好譬喻物”的“夷经”，可见南中“大姓”夷化倾向非常明显。因此，南中“大姓”就是迁入云南的汉族豪民与当地少数民族在东汉末期至魏晋时期相互融合的特殊产物。 在南中“大姓”生活方式的示范引导下，该时期云南境内的夷汉融合的速度明显加快。这可从以下两个方面看出： 首先，夷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