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光锋媒介融合对人类生活方式的影响2003版本..docVIP

第 章 媒介融合对人类生活方式的影响 媒介融合，更新了传统的信息接收模式，从单向传播模式发展到双向互动的传播模式，传统意义上的“受众”定义也需要在媒介融合技术下被重新界定。但，正如海德格尔所断言，技术的本质不是技术的。媒介融合技术所带来的传播模式变革，并不仅仅表现在传播学领域，而是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本章将从政治、文化和经济三个维度来探讨媒介融合对人类生活方式的影响。 第一节 日常生活的“反抗”政治 二十世纪的政治学经历了从一次变革，即从宏观的政治研究往微观政治和日常生活政治的转型，宏大的政治学叙事开始衰退，对于微观政治和日常生活政治的研究逐渐崛起，“20世纪60年代产生了一种从宏观政治向微观政治的转向。后现代理论、特别是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即解构主义因此拒斥那种为现代理论所钟爱的关于社会和历史的总体化的宏观观点,赞成微观理论和微观政治”。这当然有其时代背景。传统的政治学叙事是以阶级斗争、意识形态、自由民主等宏大主题为核心的，它的目的在于促进社会的宏观变革。但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传统政治哲学所确立的政治价值已经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对于自由民主的认可，已经成为以自由主义为主导的西方政治学界的普遍信仰。在这个时候，西方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实现这些政治价值。宏大的革命梦想已经在两次世界大战和1960年代的反抗运动中被粉碎，之后，从微观的日常生活层次来研究权力的问题成为学界的主流。 所谓微观政治，是指“所谓的微观政治是指在社会微观层面上发展起来的反体系性的、反中心的、多元化的、强调主体行动的、自主的政治。它关注日常生活实践,主张在生活风格、话语、躯体、性、交往等方面进行革命,推翻特殊机构中的权力与等级,将个人从社会压迫和统治下解放出来。与微观政治相对应的宏观政治则是系统性的、中心性的、一元的、宏观层面的政治。”从这一视野来看待媒介融合问题，我们能够发现媒介融合对于人类政治生活的深刻含义，尤其是对我们自身而言。媒介融合与微观政治之间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 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化领域发生了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伴随着经济领域的改革，市场经济成为中国的流行话语，并以其强大的力量推动着中国的发展。中国的经济领域改革是由政治来主导的，因此在面对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上，它有其自身的弱势。但在促使社会结构、文化生活方面，却具有巨大的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结构和文化生态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对于这两个领域而言，“大众”都是其最核心的关键词。经济意义上的庞大的消费者群体和文化意义上的“大众文化”都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最突出的社会景观。在这两种力量面前，知识分子的自身认同发生了严重危机，当宏大的政治叙事让位于经济消费，当精英文化让位于大众文化的时候，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身分定位已经难以持续，取而代之的是认同的混乱，知识群体的急速分裂，有的下海经商，有的远走海外，有的进入体制内进行学术生产。“导师”身分已经不在了，“让知识分子傻眼的是，自由与观众方佛是鱼与熊掌不能两全。当没有话语自由的时代，全国的老百姓都是你的观众，看着你的悲壮，为你同情喝彩。而当可以自由说一些话的时候，观众又纷纷离席而去。既然你不再代表真理，自己不把自己当回事，老百姓当然也不把你当回事，于是只能被边缘化、靠边站。以前的风头拱手让给了演艺圈的明星。知识分子除了自说自话，向隅独白，别无它途。” 与知识分子导师身份消解同步的是，后现代主义的流行。自1990年代后半期开始，一个从西方传来的哲学概念，在中国大陆学界掀起了一股潮流，它就是“后现代”，多被中国学者用来阐释当下中国的社会转型，尤其是文化转型的特点。套用马克思的话说“一个幽灵，后现代主义的幽灵，盘旋在中国上空”。在文化研究中，“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文化工业”、“法兰克福”等词一样流行；在哲学研究中，它与“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等一样盛行。甚至有人拍电影也取名《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一个概念的流行总是契合人们的某种心理和对现实的诊断。邓晓芒教授认为，后现代主义在西方也仅仅是一道甜点。可这道西方的甜点却成了中国学术界的大餐，原因何在？除了邓教授所批评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怯懦之外，我想也与中国当前的现实有密切关系。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潮流，以反本质、反理性、反罗格斯中心主义自居，以边缘、多元化、无中心自我标榜。因此，“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流行恰恰也反映了中国当前的某些文化现状，即多元、狂欢、草根崛起、权威消解、道德虚无等。 在这一后现代主义的时代征候背后，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复杂原因而导致的中国公众对“权力”的不信任。从历史的层面来看，中国历史的政治伦理和文化都有一种民粹主义的情结，“作为术语，‘民粹主义’源于俄国,是19世纪中叶开始在俄国出现的一种带有浓厚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思潮。”“俄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