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浅析环境变迁对台湾地方派系社会基础与运作机制的影响..docVIP

浅析环境变迁对台湾地方派系社会基础与运作机制的影响 摘 要 关键词：台湾 地方派系 社会基础 运作机制 台湾地方派系在台湾的政治发展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在戒严时期被国民党动员来巩固它的威权政权。它也是国民党在台湾民主化之后，还能继续执政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关键因素之一。 一、概述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城市化和政治民主化为代表的环境变迁给地方派系带来了巨大冲击，有的学者认为地方派系通过炒卖土地积累巨大财富，向金权集团转变；有的学者认为地方派系加速与黑道势力的结合．地方派系有与黑、金三位一体化的现象；有的学者认为地方派系逐渐累积的自主性和威权的转型加速了派系的转变，造成半侍从结构的出现，传统侍从结构对外开放纳入新的分配资源者。并可能对民主政治的巩固造成威胁；有的学者认为选举制度改革和政治市场开放使得选举的竞争性大幅提高，造成了地方派系的内部分裂，导致了地方派系的瓦解,等等。 “派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有自我延续、再生产、调适新环境的可能性。台湾地方派系有自身的历史轨迹，只有对派系得以形成、维系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和运作机制有充分的分析，才能真正认知地方派系的过去、现状和未来，并对其在台湾政治中的影响进行评判。 本文从地方派系和地方社会的关系的角度探讨台湾地方派系的社会基础和运作机制。认为地方社会的关系网络和附着其上的人情积累构成了地方派系的社会基础，地方派系必须基于其社会基础才能进行有效的政治动员，实现政治目标。地方派系的运作机制就是指地方派系透过对地方社会的政治动员，以实现政治目标、获取政经利益，并对政经利益进行分配，积累派系的社会资本，重塑派系边界的稳定的、体系化的策略和行动。这个运作机制可概括为镶嵌于地方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人情、利益的交换机制。地方派系根植于地方社会的社会基础提供了人情、利益得以有效交换选票的社会信任。 城市化和政治民主化对地方派系的社会基础和运作机制带来了巨大冲击：城市化所带来的人口流动和逐渐壮大的中产阶级冲击了地方派系的社会基础；政治民主化则促使地方派系寻求向新兴经济势力结盟，派系运作机制也发生变化，派系为地方社会“做建设、做服务”的人情积累作为逐渐消失，利益原则凸显。 二、台湾地方派系的形成 关于台湾派系的形成原因，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研究视角。赵永茂认为，台湾地方派系的形成事实上是一种分歧社会的延伸，是一种分裂政治的现象。台湾早期社会的分歧主要系来自传统及历史文化的结构性因素，当时的台湾社会是一个以家庭主义、宗族主义为主的农庄经济社会，有非常深刻的社会部落情结，家庭主义、宗族主义以及农庄部落实为其核心的结构，靠着血亲和姻亲以及其他社会经济的关系，维系着地方社会的互动及赓续。主要的互动是则靠着家庭、宗族以及农业经济、社会、地方性的关系及情感，靠着家庭主义、宗族主义、姻亲、父权领导、地缘关系的方式。藉由狭隘的关系、情感的运作维系着家庭、地方的发展、互动，凝聚宁静和谐的部落社会。在这个小小的分化社会里，靠着这些关系构成家族社会、宗族社会的内部和谐，但也造成地方或政治社群的分歧。因为这些关系带有若干封闭、排外的情结，在台湾早期的移民社会结构中，酋长型政治（chiefdom politics）、父权政治（patriarchy politics）、部落政治（parochial politics）很早便已产生许多分裂和对抗，这种对抗主要是基于家庭、家族、宗族或农庄的利益或领导的冲突。但此种冲突和对抗经常是藉由家长、宗长、长老或父权领导加以牵制或发动，此种冲突和对抗在推动地方自治和地方选举之后，常常被运用作为家族、宗族、农庄间水平的结盟、对抗的管道。因此实施地方自治之后，许多乡镇及县市派系的形成，与内部这些社会因素及其动员、结盟、对抗结构，实有其一定的关系。 其实，台湾的地方派系与地方选举关系密切，最初经由日本殖民政府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所推行的“多人选区单记不可让渡投票制”而发生连结的。日本人推行这个选举制度的目的在于完全控制掌握米糖等商品、却又反对日本统治的地主或仕绅阶级，藉此将之纳入体制内并予以分化。 台湾光复后，国民党对台湾的统治基本上沿用日人制度。藉此使地方派系成为国民党在地方选举进行动员的重要中介，予以地方经济独占的经营权，换取地方派系的支持并确保提名人当选。国民党因其外来政权的特性，需要建立地方连结：但国民党又害怕派系坐大，于是将之局限在地方的范围里，形成“中央--地方”区隔的“双重菁英结构”，为了便于操控，国民党刻意在每个县市扶持两个以上的派系，形成所谓的“双派系主义”。 地方派系的领袖则以其政治效忠换取国民党赋予区域性联合独占经济利益及地方政治资源，藉由对地方政治资源的支配优势笼络桩脚网络，藉此维系、扩张派系本身的人脉网络，巩固势力。于是形成了“政党与选举的二重侍从主义”。 三、台湾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