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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风诗词走向 中国风 飞向世界的中华艺术之翼系列谈（之四） 学习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诗：中国风从哪里吹来 　　旧诗、新诗及其他 　　新诗的出现并不是因为旧体诗不够用。胡适把诗体革命作为文学革命的最后一役。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最高成就，诗是新文化运动必须攻占的最后一个堡垒。有变革的信念支持，就不怕丑；既然要与传统决裂，就顾不得简陋和俚俗。 　　记者：五四时期中国诗歌和《诗经》《古诗十九首》及唐诗宋词确立的古典诗歌传统有一次自觉的断裂，更多是源于非诗的原因，古典诗歌至明清似乎也很难再有新变，那么假如没有五四，中国诗歌会怎样发展？ 　　唐晓渡：新诗的出现并不是因为旧体诗不够用。自《诗经》以降，旧体诗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发展出了足够多的形式，三、四、五、七言，古风，律、绝等等。除了诗，还有词、曲，那么多的词牌、曲牌，不同的词牌、曲牌适应不同内容的表达，容纳不同的经验想象。诗和词、诗和戏曲之间的界限很模糊，中国的戏剧几乎都是诗剧。这些丰富的形式用于个体表达弹性很大，是完全够用的。 　　西方出现无韵体自由诗，也不是因为古典诗体——比如英雄双行体、十四行诗等——不够用。西方不存在中国五四时期文化上的断裂，但也自然出现了现代诗歌体式。自然中有必然。这必然，可以一般地概括为对现代性的追求使然。 　　日本传统上有和歌、短歌、俳句、汉诗，不如中国古典诗歌体式丰富，应对现代变革的方式也和中国不太一样。他们把自由诗称为“现代诗”，最初叫“新体诗”，简称“新诗”。中国的“新诗”概念应该是从这儿来的。伊朗、阿拉伯世界的情况也差不多，也把现代诗称为“新诗”。日本旧体诗的变革时期比中国长得多，新体诗在很长时间里都是过渡诗体，与和歌、俳句、汉诗并行。中国新诗的出现不仅源于诗歌内部的动因，更是和整个五四时期的全盘反传统、全盘西化思潮联系在一起；而日本并没有这样的文学革命，是以一种改良的方式发展的，新旧诗体并存的格局一直延续到今天。日本大多数诗人，特别是50岁以上的诗人，既写现代诗也写俳句、和歌。在日本民间，与古典诗歌联系的某些仪式一直存在，比如连诗、九曲流觞等等，这种传统的文脉一直没有断过。中国虽然还有很多人写旧体诗，但一些必要的载体，作为生活方式的民间习俗都消失了。 　　新诗是五四时期中国文化界、知识界应对社会文化危机的策略之一。胡适把诗体革命作为文学革命的最后一役。因为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几乎就是诗歌史。当然也有散文、话本、小说，但其巅峰之作都可以当诗来读。《红楼梦》本质上就是一首大诗。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最高成就，诗是新文化运动必须攻占的最后一个堡垒。但胡适作为白话诗的倡导者，后来并没有对新诗投以太多关注，对他来说，新诗只是整个文学革命、语言转型的一部分，拓开局面，确立本体，似乎也就可以了。当然其中还隐藏着一代人历史意识和审美意识的矛盾，此处不论。无论如何，传统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到近代而陷入困顿，自身变革并向现代转型是不可避免的；新诗革命既体现、也适应了这一内在要求。至于为什么会出现断裂式的激进局面，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复杂的历史原因，毕竟如时人所言，这是一场“三千年未尝有之大变局”啊。 　　记者：诗歌语言的自由化、散体化是随着表达的现实经验不断丰富而发生的吗？ 　　唐晓渡：是的。事实上，在1917年胡适发表《尝试集》之前，早已有黄遵宪等人倡导“诗界革命”，但相关的尝试并不成功。当时诗界有个说法，叫“旧瓶装新酒”。后来胡适认为，旧瓶装不了，酒要溢出来了，所以要重新设计形式，“新瓶装新酒”。大量的现代经验对古典诗体提出了挑战。严格的格律、旧的诗歌观念限制了新经验的表达。语言本身也在变化，现实生活与日常经验中有很多前所未有的事物需要命名或重新命名。现代汉语词汇的百分之七十来自日语，因为古代汉语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语词。比如古代汉语有“电”，有“灯”，但没有“电灯”。我们内心经验的变化就更复杂。古代汉语以“字”为构成基素，多数一个字就是一个意义单元；现代汉语以“词”为构成基素，多的是双音节、三音节。以典型的旧体七律为例，七个字的容量已相当大，但换成现代诗，七个字最多容纳三个音步，表达起来就不免捉襟见肘。这还不说旧体诗严格的格律要求。 　　当诗歌内部语言的自由化要求和全盘西化、全盘反传统的社会思潮联系在一起时，情况就要更复杂一些。这方面中国和日本大不一样。日本传统文化没有太强的中心意识，它是次级文化，主要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相应地，它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也比中国开放一些，且没有中国那么重的传统包袱，所以明治维新很顺利。在中国，变革的要求和传统的束缚所形成的冲突和张力，彼此对峙和抗衡的强度和烈度，都大得不可比拟，其结果就是更倾向于革命，方式也更激烈，甚至惨烈。纯粹从审美的角度来看，胡适的《尝试集》，即使在当时，多数人恐怕也是无法卒读的。“两只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