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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塞缪尔·P·亨廷顿 框架 第一章引入核心概念、阐释主要观点，构建并提出本书的理论分析框架。 第二章运用第一章的理论框架剖析了美国和欧洲政治现代化的不同方式。 第三章至第六章详尽地分析了传统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政治变迁的不同阶段和方式，是本书的重点。 第七章强调了政党在现代化过程中在建立政治秩序和实现政治稳定上的重要作用。 第一章 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朽 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有效能的政体和衰微的政体造成政治差距，比独裁和民主政体之间的差距更大。政治差距与经济和社会发展不相关，而与政治制度化程度有关。 所谓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得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有四组衡量指标：适应性-刻板性；复杂性-简单性；自主性-从属性；内聚力-不团结。制度化程度低的政体政府力量薄弱，缺乏权威，这会导致信任的缺乏，增加社会成员的交易成本进而导致公共利益的减少。因此作者认为公共利益是政府组织制度化创造和带来的东西。公共利益就是公共机构的利益。在这里作者显然对机构的利益和公共机构中个人的利益做了严格的区分。 作者的第二个主要观点是现代化过程导致不稳定。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动乱。稳定的国家处于经济发展的两级：发达或赤贫。为什么现代化过程会导致不稳定呢？作者提出了如下解释： 1、现代化过程中新观念的传播提高了人民的期望，而如果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无法满足人民的期望那么将导致社会颓丧。进一步提出了如下公式：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颓丧；社会颓丧/流动机会=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在大多数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流动机会的缺乏和政治制度化程度的低下（现代化打倒了旧权威却没有建立新权威）导致政治动乱程度的增加。 2、相对欧美等发达国家而言，20世纪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对的中央集权、民族融合、社会动员、经济发展、政治参与、社会福利等问题接踵而来，政治组织很难同时处理那么多棘手的问题。 3、现代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造成了事实上的不平等，而新观念的传播使不平等的合法性降低。两者结合造成主观上的不平等感，因而导致暴力和动乱。作者最后以政治参与水平的高低区分了传统政体和现代政体，以政治制度化水平的高低区分了发达政体和不发达政体，以“政治制度化/政治参与”即政治稳定性的高低区分了公民政体和普力夺政体。 第二章 政治现代化：美国和欧洲之比较 作者首先提出了政治现代化的三个维度：权威的合理化（权力的集中）结构的分离（权力的专门化）和政治参与的扩大（权力的扩大）。根据这三个维度在政治现实中产生的不同顺序，政治现代化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欧陆型即先权威合理化，继而结构分离，最后扩大政治参与；英国型即先结构分离，继而权威合理化，最后扩大政治参与；美国型：即先扩大政治参与，继而权威合理化，最后结构分离。作者认为美国和欧洲的政治体制有重大的区别。欧洲国家的政体权力集中，不同功能的权力由不同的机构来行使。但美国的权力是分立的，且不同机构分享各种不同的权力。总体上来说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原始的，有英国都铎时期的遗产。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是欧洲国家的社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贵族、僧侣等传统势力的反对力量大，因此需要集权来对抗传统势力，而美国反对现代化的力量相对弱小，所以集权程度就不高。美国社会天生就是现代化的，因此无需强大政府来实现社会现代化。20世纪发展中国家的前身多为传统国家，他们在现代化过程中应该多学习欧洲而不是美国的经验。 第三章 传统政体的政治变迁 作者首先指出政治体制的两个基本功能：政策创制和同化新的社会势力。对处在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权力越集中越有利于政策创制和新社会势力的动员。作者指出权力如财富即可扩大又可缩小，即可集中又能分散。一个社会中的权力总量取决于该社会中相互影响关系——即一个人或集团的行为导致另一个人或集团的行为变化的那种关系——的数量和强度。 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政治现代化时间维度上的三个挑战：首先集中必要的权力在传统政治、经济、社会中造成变革；其次扩大权力，吸收新近动员起来的团体参政，创立一套现代体制；最后在各参政团体进一步分散权力的诉求下确立团体和机构间相互制衡的机制。 但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会面临两个悖论。第一阶段上的现代化悖论是：传统的多元政治抗拒现代化的专制，自由被用来反对平等，而专制主义反而成为一种解放的力量。第二阶段上的悖论是：君主集权的改革造就了渴望参政的新团体，但却由于专制而缺乏参政的制度化途径。这深刻地反映出君主制等传统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内在矛盾。君主政体之父最终被其现代化之子所吞噬。作者由此提出了君主制覆灭后国家走向的三种可能：寡头君主制（君主只是合法性象征，实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