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鸦片战争精篇课件.ppt

《大清会典》卷二一“文职官之俸”条：“一品岁支银180两，二品150两，三品130两，四品105两，五品80两，六品60两，七品45两，八品40两，正九品33两有奇，从九品、未入流31两有奇”。此为基本工资，称“正俸”；而“京员(中央机关和京城地方官员)例支双俸”，即在基本工资之外加发同样数目的津贴，称“恩俸”；此外“每正俸银一两兼支米一斛，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加倍支给”，称“俸米”；三者相加，就是清朝公务员的工资了。一个七品知县工资45两加45斛米，年收入约合56两银 广州的通商规矩 外国商船准驶到黄埔停泊，但兵船不准驶入口内，商船中如携有炮位,入港前须卸下，交易完毕驶出时再归还。 外商的买卖必须经过洋行,严禁直接与民交易。 外商在广州的起居行动都由洋行商人负责约束，不准在广州过冬。 外国人在广州时只准在“夷馆”中居住，严禁雇用中国人或中国人向外国人借贷资本。 外商每月除在规定的日子可以到规定的地方游散外，不准随意离开“夷馆”。 不准携带妇女到广州，不准外国人象中国的官员绅士那样地乘坐轿子等等。 1794年9月5日，马戛尔尼一行返回英国。该使团的一位成员这样描述他们的出使经历：“我们的整个故事只有三句话：我们进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像小偷。” 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秘书奥贝尔：“据刚刚获悉的报道称，特使得到了极其礼貌的接待、极其殷勤的款待、极其警觉的注视以及极其文雅的打发。”（摘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P127） 1781—1791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达1640万两，1800—1810年则达2600万两。这种有利于中国的贸易顺差持续到19世纪20年代中期才趋于平衡。1826年之后，贸易平衡开始向相反一端倾斜：1831—1833年间将近有1000万银两从中国流出。随着时间的推进，这种逆差进一步扩大。是什么东西引起了这一贸易平衡的急剧逆转呢？只有一样东西：鸦片。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P133 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 马克思：《马恩选集》，第二卷，P26 回顾历史，鸦片显然只是战争的直接原因而非根本原因。由于中西方对国际关系、贸易和司法管辖的观念大相径庭，即使没有鸦片，双方之间的冲突也照样会爆发。比鸦片问题远为深刻的是几个概念的冲突：中国自称天下宗主的角色与西方国家主权观念之间的不兼容；中国的朝贡体制与西方的外交往来体制之间的冲突；以及中国农业的自给自足与英国工业的扩张之间的对抗。确实，亚当· 思密的自由贸易思想与中国人对商业的鄙视态度是无法共存的。由工业革命产生的力量与通过变化获得的进步思想，推动了西方向海外扩张，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这股潮流。不幸的是，满清宫廷与中国的士大夫对这些事实一无所知，因此，中国与西方碰撞时便显得极其痛苦。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P152 中国的使团通常在琉球要呆上五个月，下榻于豪华的“天使馆”。琉球政府不得不节衣缩食来筹措每次册封所需的32万两银花销。藩属国王在册封仪式上至少要磕七次头—恭接诏书时一次，迎候安放在一部彩车中的御笔字轴时一次，遥拜皇帝时一次，受领御赐赏品时一次，谢主龙恩时一次，等等。在全部仪式结束前，他还须再向中国使节行一次三跪九叩大礼，该使节要回敬同样的大礼。每次册封都需要精心准备和巨额花费，以致琉球国王一般将册封仪式拖到实际即位两年以后举行，有几位国王甚至拖上十七、十八年！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P103 他们（注：西方人）坚持要按照欧洲的法规和外交惯例来发展国际关系。但中国人却不愿意放弃他们珍视的体系。实际上，中国人声称“吾非求尔等前来；汝既来即须遵吾之章程”，西方人则回答说“你们不能阻止我们前来，而且我们要按我们的方式前来”。此后中西关系的进程便是一直持续的冲突，最终导致了清帝国的屈辱。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P105 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近代国情） (1)封建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依然保留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相结合，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明显的优势。 (2)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政治、文化生活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力量很软弱，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3)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军阀的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专政。中国的封建势力成为中国最反动最腐朽的势力，它们与外国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