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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制订”、“法的拟订”的使用和界说 “法的制订”、“法的拟订”的使用和界说 周旺生 北京大学 一、消除混乱状态 在我国立法理论研究和立法实践中，经常出现一系列与“立法”尤其是“法的制定”容易混淆的名词，如“法的制订”、“法的拟订”、“法的订定”、“法的订立”、“法的拟定”等。就法学著述看，这些名词有的出现在中国学者自己的著述中，如有的著述中有许多诸如此类的文字：“日本明治维新时代修订法律”、“清末修订法律”、“清末制订民律草案”、“国民党政府陆续制订民法”。有的出现在移译为中文本的外国学者的著述中。如商务印书馆1983年重新印行的中文版亚里土多德的《政治学》，就有许多此类词汇，信手翻到第400页，便见到“订立法规”的文字，再信手翻到第489页，则读到“立法家制订公民‘均产法’”和“法律一经订定”这样的文字。这两种情况的存在，主要因为立法学研究不发达。其中后一情况的存在，还可能因为西方语言如英语中“立法”、“法的制定”有相同或相近含义而表现形式又不一样的名词太多，把这些名词都译成“立法”、“法的制定”，似乎不能反映原著的面貌，于是译者便设法用不同的汉语名词来表现。关于在立法实践中，许多有关立法问题的报告、决议和草案甚至正式公布实施的规范性立法文件中，也多有使用“法的制订”、“法的拟订”、“法的订定”、“法的订立”、“法的拟定”等名词的。 此类名词如此之多，不免容易引起混乱，容易与“立法”、“法的制定”以及“法的创制”之类的概念相混淆。更糟的是，此类名词不仅甚多，而且含义甚为杂乱，人们一般都按照自己对它们的含义的理解来使用它们，用法很不统一，使用时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并且它们的含义或所表示的意思即使在同一本书、同一份文件中也并非确定。 为使我国立法研究和立法实践日趋科学化，我以为有必要消除这种混乱状态，而消除混乱的办法主要便是—其一，实行简化，只保留“法的制订”、“法的拟订”；其二，科学化界说和正确地使用“法的制订”，“法的拟订”。 二、采用简化措施 鉴于“法的制订”、“法的拟订”、“法的订定”、“法的订立”、“法的拟定”之类的名词数量多而用法乱的状况，我建议采取简化措施，从这类名词中选取“法的制订”和“法的拟订”两词保留使用，其他的则不再使用，至少在严肃的著述中，特别是把立法当一门科学加以研究的著述中，不再使用。 从“法的订定”、“法的订立”、“法的拟定”这些名词的使用情况来看，它们的含义并没有超出“立法”、“法的创制”、“法的制订”、“法的制定”、“法的拟订”这几个词或概念的范围，没有必要在这几个词或概念之外再杂用“法的订定”、“法的订立”、“法的拟定”这些名词，移译西方著述，也需寻求妥贴的办法处理此类问题。就词汇数量而言，汉语不及英语等语言，这由不同的语言传统和其他诸因素所决定，轻易不能改变。移译英语等语言的法学著述，既要注意尽量表现其词汇复杂多变的特点，又不能为把这些著述中每一个不同的词汇都用一个不同的汉语词汇表现出来，而生造、硬造出杂乱的汉语词汇来，除非的确要创造。汉语中的立法、法的创制、法的制定、法的制订和法的拟订这几个词，至少在现代中国，足以表达人们所要表达的有关意思，也可以胜任表达英语中前述那些纷繁复杂的词汇所包含的意思。这些便是我建议采取简化措施的主要理由。 至于我所以建议保留使用“法的制订”和“法的拟订”这两个词，理由主要在于：其一，这两个词有弥补立法、法的创制、法的制定等词不足的作用。其二，在有的情况下，这两个词有立法、法的创制、法的制定等词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三，保留这两个词，就可以从不同层次、角度和方面反映整个立法活动。 这些理由在下文中还会得到进一步证。 三、科学加以界说 那么，如何使“法的制订”、“法的拟订”这两个词成为科学的概念从而正确加以使用呢？ （一）“法的制订”界说 我以为，“法的制订”作为一个科学的概念。在现代社会，可以这样来界说：法的制订是一定的主体，依据一定职权或有权主体的授权，按照一定的原则、程序和要求，以拟订法案（议案和草案）或对有关方面拟订的法案加以审议、修改、抉择和认可为基本内容，所进行的一种立法活动，它是立法准备阶段的重要工作。 正确理解，把握和使用法的制订的概念，需要注意它的几个特征： 第一，法的制订是可以由多方面参与进行的，但就组织法的制订工作或活动，就法的制订作出决策的主体来说，是享有法定立法职权的主体，或是由有权主体授权进行法的制订工作的主体。 第二，法的制订不是随便就能进行的，而是需要按照一定的原则、程序和要求进行的。通常所说的立法基本原则，主要就是法的制订阶段所遵循的原则。通常所说的立法程序虽然是指法案正式提交立法主体加以审议、表决和通过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