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控制与文化自觉.docVIP

情感控制与文化自觉SARS危机表明了中国社会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依然是情感性的、非理性的。理性的国家社会作为外部强制力量，在个人的情感控制结构的形成中起着决定作用。 关键词：情感控制 文化自觉 ? 由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的题目，很大程度上突显了文化自觉在学科上的归属：文化人类学。人类学是借着比较的眼光跨越时空的限制来看不同的文化，把不同的文化当作研究自身文化的一面镜子，反思与自识是人类学产生与发展的内在动因。但由于人类学在中国发展的一波三折，最终进入了国家意识形态包围中，（王铭铭 2000）同时由于人类学的解释性质，一方面用以解释的外来话语体系中存在着有待于中国人进一步认识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另一方面，全球化时代经济权力挟裹着文明扩展的现实迫使人们警惕文化霸权，进而困惑于解释文化所使用的外来话语概念的恰当性问题。（赵汀阳 2000） 这些原因妨碍了中国人类学在一个空前的、正面的全球文化接触中承担起人类学的职责——文化反思、文化自识。有关文化自觉的讨论未能在本应属于人类学的领域内充分展开，而更多的被置于现代化过程中传统与现代、西方化与本土化、以儒家为核心的东亚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以及民族性等这样一些概念中进行讨论。由于这些概念所涉及问题的复杂性，以及概念外延的广泛性，致使有关中国文化自我认识的研究和观点被众多的大而化之的概念和典籍知识所消解，未能在历史和现实方面形成实证分析的、焦点式互动的探讨，所以关于文化自觉的研究始终未能引向深入。 文化自觉在本质上是认识的范畴。对中国文化来说，西方文化是一面镜子，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基本上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认识自身的，这一过程仍在进行。对这一过程某些关键因素的总结是中国文化未来走向自觉的关键，所以本文基本上是在中西文化的对照中阐述文化自觉问题，这样既符合历史事实本身，也符合自我认识的一般方法。 如果我么们承认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表明了在对自然的认识方面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西方文化中存在着的科学理性思维方式，承认这种思维方式在认识事物方面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进一步讲，如果仅仅停留在科学理性的认识自然，而对自己认识自然这一事实缺乏科学认识，那么也不会有今天西方社会的辉煌科技，而这种对自身认识的认识构成了西方文明的另一柱石——人文知识和思想，它体现在文艺复兴以来的制度法律、道德伦理、知识体系和社会结构中。萨林斯引述十九世纪后半期英国汉学家托马斯·泰勒·梅多斯（Thomas Tayler Medows）的话说，当时中国人没有能力“从观看外国的产品中得出关于外国社会状态的结论”，“他们无法看到，制造出如此庞大且又优美的英国巨轮，需要许多人的共同努力，而且需要很高水平的技能。他们无法看到，能制造出这样的巨轮的国家，所居住的人民必须是充满活力，而且还要拥有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的财富和自由。简言之，他们无法看到，这样的国家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完善的法律，并且在总体上达到了一种高度文明的状态。”（马歇尔· 萨林斯 2001） 这段话与《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对近代中国将“道”与“器”、“体”与“用”分割开的有关叙述是一致的，它表明了近代以来中国人对西方文化乃至一般世界的认识：技术与文明可以分离开来。托马斯· 泰勒· 梅多斯的话是想要说明，凝聚着很高技能的工业产品的背后，其实是有一群充满活力与自由的的人，一个高度文明自觉的社会，不仅对自然，而且对自身，对社会与人的认识也达到很高程度。人们不能把对自然的认识（技术）和对自身的认识（文明）分离开。科学理性不仅是认识自然的唯一方法，同时也是和人客观认识自身交织在一起，这其中情感因素多大程度上介入认识过程决定着认识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事实。 一种文化中的价值体系和特有的意义世界塑造了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情感世界，不仅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对外部自然的认识，也左右着人们对自身及其文化意义的认识。本文试图运用历史和心理的方法，在时间上，以近代中西文化相遇时为一端，以当代中国人的人格维度和对人与自然的认识为另一端，对情感因素在中国文化自觉过程中的影响和情感控制方向进行分析和描述，进而试图指出情感因素在什么层面上限制了中国人对自身的认识。 一、 1840年前后中国人认知结构中的情感变化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开始了中国历史的另一个时代，但当时中国人并未意识到这是一系列灾难的开始，也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事件的全部意义。在1840年至1860年二十年持续的外来侵略中，中国始终未能做出积极有效的反应，中国社会面对巨大外来冲击表现出的惰性引起了史学家们的深思，“由于拒不考虑外国的现实情况，中国没有形成一种全国规模的紧迫感，直到更强烈的震动使之大吃一惊时才有所改变。最后结果是，中国在为现代化防务的奋斗中基本上丧失了鸦片战争以后的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