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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邻避运动影响因素探析 　　摘要：邻避运动作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衍生品，同时也是公民环境意识和权利意识觉醒的必然结果，近年来在我国频繁发生。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我国已经进入“邻避时代”。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讲，邻避运动的发生是诸多影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而不同影响因素作用的显著性存在很大差异，以上海松江垃圾场焚烧场事件为例，风险认知因素、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补偿因素为显著影响因素，而教育程度、社区组织化程度、社会压力、政府决策模式、公平性均为非显著性影响因素。相应地，从政府管理角度来讲，要规避邻避运动，必须在环境影响评估制度中引入公民参与机制，建立倡议联盟的决策模式，培养公民参与决策的意识，同时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强化政府监管职能，消除民众的风险顾虑。 　　关键词：邻避运动；影响因素；公民参与；倡议联盟 　　中图分类号：C912.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3-0035-010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发布的《2012社会蓝皮书》显示，我国城市化水平已经超过50%；同时，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高速推进，民众对于生活品质的要求也不断提高，这必然要求城市大量兴建基础服务设施。不可避免地，垃圾处理厂、污水处理中心、火葬场、核电站等给周围居民带来负外部效应（Negative Externality）的“邻避设施”（1）也大量出现。纵然，上述邻避设施的兴建着眼于社会整体利益，但为了减小阻力，邻避设施的选址通常会遵循“最小抵抗路径”（the path of least resistance） [1]原则。但随着民众民主意识增强和认知水平的不断提高，加之民众普遍认为“伴随着阶层地位的不平等，邻避设施的修建也带来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分配逻辑”[2]。所以，抵制邻避设施的抗争行为还是不断出现的，并且渐趋增多，从理论角度而言，这些抗争行为即所谓的邻避运动。 　　邻避运动，也称为邻避效应，其主要含义是：在某一区域内所建立的设施为所在区域大部分居民带来利益，但是设施周边居民却承受设施带来的不良后果，例如污染，从而引发这部分居民的抗争行为。邻避效应的核心理念即民众对于邻避设施的态度――“莫在我家后院”（Not in my backyard）NIMBY（2），该概念由O’Hare[3]于上世纪70年代首次提出，并且一度成为美国民众的生活哲学，以至于美国上世纪80年代被《纽约时报》称之为一个不折不扣的“邻避时代”。[4] 　　随着美国“邻避时代”的到来，邻避运动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出现，学术界对于邻避运动的研究也掀起热潮。从历史上看，邻避运动最早出现在工业文明发达的西方国家，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开始，邻避运动的影响力首先开始在美国显现。宏观上讲，西方学术界对于邻避运动的研究经历了两个不同阶段，而不同阶段的划分标准是邻避设施的不同性质。第一阶段是从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这一阶段主要是基于反对“污染型设施”的邻避运动，如废弃物清理场（Halstead，Luloff and Myers， 1993）特别是毒性废弃物清理场（Bryant，Mohai， 1992）、机场（Hall，1980）、甚至是监狱（Sechrest，1992）。第二阶段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一直到现在，这一阶段主要是基于反对“非污染性设施”的邻避运动，如土地利用方式、戒毒治疗中心的兴建、流浪汉收容中心的兴建等（Shanoff，2000；Kotsopoulos，2000），如加拿大蒙特利尔市曾经发生社区居民反对兴建智障人士住宅区的抗争行为，甚至反对加拿大政府的种族融合政策（Piat，2000）。 　　就我国而言，台湾学者对于邻避效应的研究起步较早，原因是早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邻避运动便与台湾的民主化浪潮相伴而生，涌现出如李永展、汤京平、丘昌泰等一批优秀学者。反观大陆，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建嵘教授的观点，我国大陆邻避运动出现的标志性事件是2005年4月10日的浙江“东阳事件”，当地居民因为反对化工厂的兴建而爆发了大规模抗争运动。相应地，学术界对于邻避运动的研究也起步较晚，基本处于萌芽状态（3），只有零星几位学者的零散型研究，宏观上看，主要包括制度性探究与技术性分析两种研究路径。（1）制度性研究路径如童星（2010）分析了邻避运动的相关概念，提出“预期损失-不确定性”分析框架，将我国邻避型群体性事件划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污染类、风向集聚类、污名化类、心理不悦类。何艳玲（2009）基于对邻避冲突事件的分析，运用“动员能力与反动员能力共时态生产”的分析框架，分析并解释了中国式邻避冲突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邻避抗议层级螺旋式提升，邻避冲突双方无法达成妥协，邻避行动议题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