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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并购中政府行为规范问题探析 　　摘要： 公司并购中屡有不规范的政府干预行为，如自利动机、职能不清、多元化目标和过度干预，有可能侵犯公司和股东利益、降低并购绩效甚至妨碍并购的市场化运作。规范政府行为需要在政府定位、政府职能、政企关系和激励与约束机制等方面做出进一步努力。 　　关键词： 公司并购； 政府行为； 规范 　　中图分类号： F2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3）02-0022-04 　　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世界范围内的公司并购浪潮日益高涨。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公司并购浪潮必然充斥整个经济市场，并购的规模和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大。我国转轨经济加新兴经济的双重特性，决定了政府对公司并购的干预不可避免。然而，在政府对公司并购进行干预与控制的过程中，不规范的政府行为所导致的并购非市场化运行现象并不少见。在此背景下，研究政府行为规范问题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 　　一、政府干预公司并购的历史背景 　　自19世纪末开始，西方共掀起五次大规模的公司并购浪潮。深入研究这几次大规模的并购浪潮，可以发现政府的干预行为往往伴随在公司并购的整个过程。第一次公司并购浪潮的高涨是在1898-1903年间，以《谢尔曼法》的制定与实施为标志，美国政府开始了行政力量干预经济领域的早期探索，以期用公共政策来规范导致垄断恶果的公司并购活动；第二次公司并购的最高潮发生在1929-1933年的“大萧条”时期，其典型特征是以纵向并购为主。第三次公司并购的高潮掀起于“二战”以后的整个50-60年代，其特征是以混合并购为主基调。第二和第三次公司并购高潮如此巨大的特征差异间接地说明了政府的行政力量已然深入到公司并购活动中；第四次公司并购以1985年为高潮期，其显著特征是以政府发行“垃圾债券”为代表的新型并购融资模式；第五次全球战略并购浪潮从20世纪90年代持续至今已有二十余年，如果没有政府支持，跨国并购也不会如此高涨[1]。 　　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公司并购起步较晚，最早开始于1984年的河北省保定市，可分为五个阶段、三次高潮： 　　1. 第一个阶段大致是从1984年至1987年，以1984年的“保定兼并”为起点，我国才开始了公司并购的早期探索。这一时期公司并购的目的大多是为了消除亏损企业、甩掉政府沉重的财政包袱，因此行政强制色彩浓郁； 　　2. 第二个阶段为1988年至1989年上半年，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公司并购活动的政策以及法规，出现了我国第一次公司并购的高潮，并购目标由单纯的消灭亏损企业向自觉优化经济结构方向转变； 　　3. 第三个阶段为1989年下半年至1991年，此时我国的公司并购跌入低谷期，某些领域甚至出现了“经济滞涨”的局面，它与国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共同催生了行政强制性的并购“拉郎配”现象； 　　4. 第四个阶段可以说是我国公司并购的第二次高潮，从1992年至2007年，我国公司并购的规模日益扩大，大型公司之间的并购活动愈加频繁、“强强联合”案例激增、涉及的资产数量也越来越大； 　　5. 第五个阶段为2008年至今，笔者称其为我国公司并购的第三次高潮，因为这个阶段以来我国的并购市场与国际并购市场关系更为紧密，跨国并购事件也呈现出直线上升的趋势，这已经为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所证实。仔细思索，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这样巨大的金融危机前顽强挺立，凸显“社会主义经济体”强大的生命力，当然与我国政府对经济的宏观干预息息相关。 　　2010年5月，由清科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并购绩效专题研究报告》数据显示，在清科研究中心研究范围内，仅2005-2009年间，我国共发生了565起上市公司并购事件。2008-2009年间，尽管受到海外金融风暴的影响，但是在国家以及政府相关政策与并购贷款的扶持下，2009年我国的并购事件反而创下历史新高，达到了2005年的5倍；并且，从该中心发布的《2011年度中国并购市场研究报告》可以看出，2010年和2011年我国的公司并购浪潮更为高涨，并购事件分别高达622起和1157起。数据来源：2010年中国上市公司并购绩效专题研究报告（）；2011年度中国并购市场研究报告（）。 　　通过表1我们不难得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配置作用固然强大，但是如果没有政府“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如此悬殊的数据差距也是不现实的，所以行政力量必然贯穿在经济运行过程的始终。然而，政府干预公司并购是把“双刃剑”，如果政府没有扮演好自己的“守夜人”角色或者干预过当都将不利于并购市场的顺利发展。 　　二、公司并购中政府行为不规范的表现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它本身所具有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往往导致“市场失灵”的现象。政府行政力量深入经济领域恰好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