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劳资共决制对中国建构和谐劳动关系的启示.doc

德国劳资共决制对中国建构和谐劳动关系的启示 　　摘 要：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转型期和社会结构重构期，社会矛盾突出，特别是劳动关系问题更是成为影响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影响因素。二战后德国成功推行以劳资共决制为核心的经济民主化政策，使得德国尖锐的劳资矛盾得以缓和，劳资双方在社会伙伴关系中实现了德国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通过对德国劳资共决制建立和内容探究，以期为我国的和谐劳动关系的建构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德国；劳资关系；共决制；劳动关系和谐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1-0098-04 　　德国是有着悠久合作主义传统的国家，二战后，推行以私有制为主体，鼓励和发展市场经济，强调个人自由和市场竞争，同时主张宏观调控和政府干预，消除市场缺陷，实行广泛的社会保障制度，以保证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公平、效率、发展、稳定的社会市场经济发展模式[1]。当前德国已是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之一，其经济实力雄居欧洲首位，全球第四位，仅次于美中日。德国经济实力的强大除了得益于其所成功推行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外，还源于其拥有一支高技能和高效率的劳动者队伍和劳资合作的独特的劳动关系模式，而其所特有的劳资共决制更因其规定严密、适用领域宽泛而闻名于世，为许多国家所认可和模仿。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发展和谐劳动关系”。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在协调劳动关系方面做了富有创建性的工作，但近年来，劳资矛盾逐渐显露，由隐性化转为公开化、外在化，显示了工人维权意识的增强和劳资关系的紧张。本文通过对德国劳资共决制建立和内容探究，以期为我国的和谐劳动关系的建构提供有益借鉴。 　　一、德国劳资共决制的建立 　　劳资共决制是指“雇员或其代表对企业或法定企业决策过程的法定参与”[2]。劳资共决制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劳资共决是指工人直接参与企业、经济乃至其他社会领域的决策和管理的思想及制度；而狭义的共决制，仅指工人在企业的决策中拥有平等的、数量上均等的份额，即“对等共决”[3]。 　　现今的德国劳资共决制是建立在不同的、部分是相互矛盾的传统和经验的基础上的，是作为不同利益与现存制度之间妥协的社会与法律政策发展过程的产物而发展起来的[4]。德国劳资共决制，包括企业层次上的企业代表会制，以及法定企业层次上的监事会劳资共决制和劳工经理制。 　　战前，德国在合作主义思想传统下，就视劳资合作为除了工人革命、罢工、社会改良外的有效化解尖锐劳资矛盾的有效途径之一。1916年12月2日德国政府颁布了《为祖国志愿服务法》，使自由工会的合法地位获得确认，并根据该法要求企业建立工人委员会与职员委员会。在此基础上，工会与大工业家集团还签订了《斯廷内斯――列金协议》。根据该协议，在对于战争经济有重要意义的人数在50人以上的企业，要求建立工人委员会，参与企业管理。其目的在于通过部分授权工人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有限的参与决定权而强制其承担义务，以达到为战争动员一切力量的目的。而此时的革命也将德国的劳资关系变革带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一方面，劳资利益团体想通过《斯廷内斯――列金协议》继续推进帝国时期的司法实践与战时体制下的共决模式，并借此摆脱国家干预，在经济领域中实现“阶级合作主义”。社会民主党追求经济变革的和平与稳定，也不愿意改弦易辙。资产阶级与保守政党处于政治守势，主动放弃原有的企业主人思想，共同筹划劳资和谐体制。另一方面，独立社会民主党右翼欢迎社会化，支持工人的经济夺权。斯巴达克团意在推动政治与经济的双重革命，由工人政党筹建无产阶级专政体制。革命者团体在纯粹代表会体制思想的指引下，希望通过社会化，正式确立企业民主与经济民主。它们都希望在“工人社会”中启动经济变革，在革命意义上，建立新型劳资关系，确立工人的经济领导权。正是在多方博弈妥协的前提下，1919年劳资合作被写入了魏玛宪法，1920年魏玛议会通过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企业代表会法》。代表会条款构建了从企业到国家层次上劳资共决的经济民主体制。《企业代表会法》则以保障工人的劳动权与企业的和谐发展为目标，将企业内福利政策与经济政策的共决权赋予企业代表会。从魏玛宪法“代表会”条款的确立到《企业代表会法》出台，新社会中的劳资关系变革之目标与方式终于确定下来，并走上了法制化的道路。 　　二战后，企业代表会的历史影响得以延续，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西德开始推广和盛行以劳资共决为核心的经济民主化政策，并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将劳资共决机制在法律框架内得以落实和规范。鲁尔地区拥有德国最发达的、集中度最高的煤钢工业企业，二战后为了防止其再次为德国对外侵略扩张服务，英国军政府于1947年对其进行非集中化改造，在此机会下，德意志工会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