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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同意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之分离研究 　　[摘 要] 医疗实践中，医方往往以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标准来对患者同意能力进行评估，此种将民事行为能力与同意能力混同的作法应当受到质疑。事实上，患者对于特定医疗服务之同意行为并非属于民事行为，且其同意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之间更不能划上等号。将患者同意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区别开来，不但有利于医疗领域患者知情同意制度的完善，更可使患者的权利得到切实的维护，从而避免不必要的医疗纠纷。 　　[关键词] 知情同意； 同意能力；行为能力 　　[中图分类号] D9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39（2013）02-0020-06 　　一、分离之可能性——由民事行为能力之制度功能导出 　　知情同意即是患者“知情、了解以及有效同意”，而有效的同意就必须患者在法律上具有知情同意的能力并且决定系出于自愿。所以，患者是否具有知情同意能力，乃患者有效行使知情同意权之前提。医疗实践中，医方普遍采用民事行为能力标准来对患者同意能力进行评估，以卫生部颁发的《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第十条之规定最为典型，其规定民事行为能力欠缺的患者，皆不具有知情同意资格，若其需要接受医疗服务，则须患者之监护人代为同意并签字。然此种规定在实践中存在弊端，部分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患者实则在知情同意方面与常人无异，但是在全面否定的模式下，上述患者往往会因为不能及时取得监护人同意签字，无法迅速接受诊疗措施。此外，医疗实践中也常出现上述患者坚决拒绝特定医疗措施，但监护人同意的矛盾情形。面对实践中知情同意制度的种种困境，通过对民事行为能力制度的历史考察及制度功能的再挖掘之后，我们可以发现，知情同意制度中患者的同意能力仍有别于民事行为能力，将二者分离开来之做法并非不可能。 　　（一）民事行为能力制度之历史考察 　　民事行为能力概念作为现代民事法律制度的基石滥觞于罗马法，在理论上，罗马法从未抽象出“行为能力”的独立概念，而以身份为基础的人格制度来表明民事主体资格。罗马法时代的行为能力制度被包含于主体制度中，人格制度同时涵盖了主体资格以及行为能力的问题。若要成为罗马共和国成员，则必须同时满足自由人、家父、市民三种身份。另外，罗马法所设立的人格减等制度使得正式成员之人格并非恒久不变，罗马共和国成员在丧失某种法律资格的同时连同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一并丧失。这种人格概念之下主体行为能力制度与主体资格杂糅的现象，并非罗马法“重实际而不专尚理论”，相反却是罗马法对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古罗马社会，奴隶的劳作乃社会财富最为重要的来源，人格制度的基本价值在于用人格面具将不同的社会人区别开来，从而形成严密的等级体系进而压制和化解奴隶主与奴隶间的社会矛盾。在奴隶主剥削奴隶的经济模式中，主体是否具备足够的理性来从事经济活动并非古罗马法律首要关注的问题，反而主体具有何种人格、在社会等级体系中处于何种地位往往才是其所要面对的头等大事。此种身份不平等的现象持续到欧洲中世纪时期也并未有所改观，但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人本主义思想的传播，身份平等之社会愿望才出现实现之可能性。“文艺复兴开始，文化的觉醒就首先表现在从艺术到文明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而对人、对人的价值的重新肯定”[1]。而随之而来的法国大革命下的启蒙运动则更将理性主义推到了顶峰，并诞生了冲破旧的身份制度的第一个人类宣言——《人权宣言》。《人权宣言》第1条即明确指出，“人们生来并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上是平等的；社会的差别只可以基于共同的利益”。作为《人权宣言》社会理想的具体化，《法国民法典》更是将其精神集中表现在第8条关于“一切法国人均享有民事权利”之规定中。这一规定的意义是，一切人都为私法主体，一切私法主体都具有平等的法律人格并享有平等的私权。这一规定所蕴含的民法平等原则已经成为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民法的最基本的原则，同时也开创了法律上人格平等的新阶段，成为区分前资本主义民法和资本主义民法的根本标志。秉承《法国民法典》确立的个人主义的自然法之精神，1900年实施的《德国民法典》则更是将人格制度在立法技术上予以发展。在学说汇纂学派所钟情的概念法学思想的影响下，《德国民法典》不仅将“人”作为法律上权利义务的主体予以平等保护，更是以“权利能力”进行表述。与《法国民法典》不同的是，此时“人”的概念已不再是一个与“自然”之人平行的概念，而是严谨的法律逻辑下将自然人和法人包含在内的一般人格概念。对人格地位的权利能力表达反映了对人格地位的一般价值认识。权利能力制度的出现是贯彻个人主义的自然法精神，该制度在每个人本质中抽象出一个人格人，它并未刻意去创造人格人的本质，而是经由法律技术使得法律之外的人适格。 　　从人格到权利能力的演变过程体现了民事主体制度从身份到理性的转变，也体现了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