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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变革视角下的生态文化理论及其研究 　　[摘 要]“生态文化”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可以界定为人类社会不同于或超越了现代工业文明及其文化意涵的，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合生态性制度、文明与文化体系及其元素。依此，我们可以从“绿色文化升华”（新型生态文明的精神建构）和“绿色变革文化”（现存工业文明的精神解构）相统一的维度来把握与界定“生态文化理论”，并将其大致理解为通常所指的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学科）的简称。相应地，我们不仅可以在一个由“深绿”、“红绿”、“浅绿”组成的三维框架下描述国内外主要生态文化理论及其代表性流派，而且可以对它们在人类现代文明绿色转向过程中的促动潜能作出大致判断。 　　[关键词]生态文化理论；绿色变革；“深绿”；“红绿”；“浅绿” 　　[中图分类号]D0-07；X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4）01-0021-14 　　[作者简介]郇庆治（1965—），男，山东青州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环境政治、国外马克思主义和欧洲政治研究。（北京 10087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绿色变革视角下的国内外生态文化重大理论研究”（12AZD074）的阶段性成果。 　　“生态文化”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可以界定为人类社会不同于或超越了现代工业文明及其文化意涵的，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合生态性制度、文明与文化体系及其元素，而就其现实相关性来说，尤其是指对不断全球化扩展着的现代工业/城市文明的生态化超越的智力展现及其实践成果。依此，我们可以从“绿色文化升华”（新型生态文明的精神建构）和“绿色变革文化”（现存工业文明的精神解构）相统一的维度，来把握与界定“生态文化理论”，①并将其大致理解为通常所指的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学科）的代称。为了简化讨论，在本文中笔者将“生态文化理论”限定为“深绿”意义上的生态哲学与伦理、深生态学、生态审美、生态自治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红绿”意义上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绿色工联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社会生态学与生态新社会运动理论，以及“浅绿”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现代化理论、环境公民（权）理论、绿色国家理论与环境公共管治理论等主要代表性流派，并着重分析这些国内外生态文化理论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提供了关于当代人类社会绿色变革的合理想象或实践路径。 　　一、“深绿”生态文化理论与学术流派 　　“深绿”意义上的生态哲学与伦理、深生态学、生态审美、生态自治主义与生态文明理论，是以个体生态价值观的生态（物）中心主义转变为核心/基点的代表性生态文化理论，其基本特点是坚持认为个体价值观层面上的生态中心主义改变，即明确承认和充分尊重自然生态系统及其构成要素的独特价值，是所有绿色变革得以实现的根本或前提。 　　生态哲学与生态伦理学严格地说分属于哲学和伦理学两个不同的学科分支。前者是要从最根本的意义上回答人类社会及其自身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作用以及适当的生存与生活方式（即“我们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而后者是关于如何看待生态价值、如何调节人与生物群落之间和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伦理学说（道德规范）。但是，无论就它们形成发展的大致历程，还是就其所致力于探讨的核心议题（如何在根本性消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同时，明确承认与充分尊重非人类自然存在、生态和物种的内在价值及其存续需要）来说，“生态（环境）哲学”和“生态（环境）伦理学”都是大致可以互换使用的概念。生态哲学/伦理学大约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的西方欧美国家，标志性著述是法国哲学家阿尔贝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的“生命伦理”和英国环境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的“大地伦理”，尽管可以一直追溯到19世纪边沁的扩展的“道德共同体”和赫胥黎的人与自然间亲和伦理，甚至中国古代“仁爱万物”的生态伦理思想。70年代及其以后，美国哲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的《哲学走向原野》、《环境伦理学：自然界的价值和人对自然的责任》等论著，将其确立为一门独立的新兴交叉学科。90年代后，中国学者关于生态哲学与伦理的著作也大量出现，比如刘湘溶、李春秋和叶平的同名著作《生态伦理学》以及余谋昌的《惩罚中的觉醒：走向生态伦理学》等。 　　当代生态哲学与伦理学的焦点性议题，无疑是提供人类（社会）与自然合生态关系的一般构型，以及相应的人类个体或群体的生态道德规范，即当代人类社会为何、何以成为生态化的社会和人。但进入新世纪以来，至少就国内的研究进展来看②，生态哲学与伦理的突破性成果（类似90年代初关于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之间的学术争论）似乎不是太多。比如，余谋昌先生所倡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