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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权力的生成、冲突与道义 　　摘要：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尺度的改变影响了人类表意甚至文化”。而互联网的发展催生了网络社会的形成，网络权力表达也日益活跃。文章在厘清网络权力发展的要义与旨趣的基础上，对权力网络与网络权力、空间权力与权力空间、权力秩序与秩序权力等问题进行了道义上的阐释与研究。 　　关键词：网络权力；生成；冲突；道义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3-0124-005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与政治权力的融合已被学界看作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网络权力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是政治学和数字化技术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的产物，其权力构成、组织样态、构架结构不断出现新的范式与演绎。塞伦·麦克莱在《传媒社会学》中提出媒介权力这个概念，指出媒介权力即为选择、加工、突显框架的权力，是媒体以特殊方式将世界呈现给我们的能力与力量。蒂姆·乔丹在《网络权力——网络空间与因特网上的文化与政治》中则提出网络权力的概念，是组织网络空间与因特网上的文化与政治的权力形式。[1]其既包括个人拥有和使用的权力之争的个人层面，也包括控制网络空间和因特网技术知识精英的社会层面。 　　借助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新媒介的不断推陈出新，人类建构了一种有史以来最具有强大权力的意识形态体系，在对传统中世袭的崇高客体施以祛魅和世俗化的同时，用一套精心组织的富有弹性的话语判决置换了旧有的秩序，颠覆了传统媒体对话语权和解释权的垄断，印证着社会公民网络权力时代的到来。近年来，我国互联网一直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网络政治随之获得了迅速发展，我国网络权力的发展不仅直接影响着我国政治发展的进程，也推动着我国政治文化向参与型政治文明转向。 　　一、网络权力研究及其意义 　　当前在西方，网络权力是政治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前沿热点问题，曼纽尔·卡斯特首先提出了“网络社会的崛起”，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尼科·斯特尔、阿尔温·托夫勒分别用“数字化生存”、“知识社会”和“信息政治学”来形容这场社会权力结构转向，史蒂夫·琼斯宣扬一种“以计算机为中介”（ computer- mediated）的赛伯社会（cyber- society）的来临。而普拉特在《混乱的连线—— 因特网上的冲突与秩序》、斯劳卡在《大冲突：赛博空间和高科技对现实的威胁》中也分别阐述了网络权力的冲突与矛盾。特别是美国学者尼克·迪尔和戴尔·维斯福特在2011年出版的《赛博马克思：高科技资本主义斗争的周期和循环》一书中认为无产阶级新的革命时代的来临，并提出数字共产主义的思想。凯文·凯利也认为网络在技术上具有社会主义属性的社会化媒体，在新兴的2.0版本社会主义里，个体能通过群体的力量得到解放。[2] 226 　　我国国内学界当前也开始对网络权力这一全新的政治现象和政治领域进行研究，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从总体上看，国内从事网络权力研究的学者目前主要是从知识与权力（刘邮，2002；林奇富2006；姚国宏，2007、2008），信息（网络）技术与权力（金文朝，2004；刘婕，2005；王冬梅，2010；李辽宁，2010；王昉荔，2011），福柯、哈贝马斯等人权力观与网络（陈炳辉，2002；吕振合，2007；周和军，2007）等维度来研究，但就总体上来看，现在我国学界对网络权力理解不够科学和全面，网络权力的一些基本概念也没有完全厘定清楚。主要存在问题有：从研究力量看，由于我国的网络政治学、网络权力研究起步较晚，从事相关研究的人员相对较少，远远没有形成体系。从研究数量看，国内网络政治学研究成果的数量不多，每年网络权力研究方面的更少，国内的网络政治学仍然处于边缘化的境地，还未成为研究的显学。从研究质量看，目前国内网络权力研究仍然层次不高，大部分研究成果仍然停留在对西方网络权力理论的推介上，与我国的实际结合太少，缺乏个性化与思辨性的诠释。特别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评价西方网络权力，并运用马克思的人学、政治学、科技知识观等理论和方法解析网络权力建设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还有待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网络权力拓展了政治学和数字化技术科学的研究领域，为我国政治学的研究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网络权力研究将会为网络社会的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提供强有力的学术支持，网络权力凸显数字化技术在政治生活中的运用，这对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现代化建设有可攻玉之处。因此，我们有必要大力加强网络权力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网络权力有效实施的路径，这将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网络权力的生成与演进 　　网络权力作为媒介进步与权力分化的必然结果，是对传统权力格局的一种扬弃，是数字化技术对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演绎。在解构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层级制的同时，网络作为一种具有强大控制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