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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政治民主和学术自由是科学繁荣的必要保证 　　自然现象千变万化，物质结构错综复杂，人类实践永无止境，科学也永无止境，永远是开放的，发展着的。科学研究是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在未知领域中，没有现成的道路可循，只能一边摸索，一边观察分析，用各种可能设想到的办法去逐个尝试检验。因此，进行这种探索，需要有不墨守成规而善于独立思考、不怕失败而勇于创新的精神，需要有思想上和学术上的自由气氛。 　　人类虽已进入了高度文明时代，古代神话中的许多幻想一个个成为现实，但只要仔细考查一下就会发现，今天我们所已掌握的科学知识，比起整个客观世界向我们提供的信息来，还是极其有限的。例如，虽然我们已经开始实现宇宙航行，但人类直接活动的空间还只限于地球和月球之间一个很小的区域；虽然生物学已进入分子水平，但生命之谜还远未最后揭晓；虽然探索物质结构基元的粒子物理学成果辉煌，但粒子物理学的基本规律还未探明。这充分表明，在科学领域中不存在什么绝对权威。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不少权威，但他们的绝对性却被历史本身一个个地否定了。亚里士多德和牛顿都曾长期地被公认为绝对权威的偶像，但这种偶像都先后在历史洪流中消失了。人类知识的进步，就是一个巨大的洪流，后浪推前浪，永不停息地前进，很难找出什么绝对正确的固定的东西，可当作终极的最后真理。情况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极为轻视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20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加深了这种认识。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科学上任何现成的知识和理论，都不能看作是十全十美、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随着科学实验的发展，理论必然要不断发展，甚至要彻底更新。因此，每一个从科学实验事实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知识和新思想的幼芽，都应当得到充分的滋长和发育的机会，这样也就是为未来的历史开辟道路。 　　另一方面，科学认识的历史道路也不是始终笔直前进的，免不了有迂回曲折。光的波动论同发射论（微粒说）之间长期斗争的历史，最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两种理论出现在17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开始时，基本上是波动论占优势。到了18世纪，由于牛顿在科学中的权威地位的确立，他创立的发射论占了绝对统治地位。19世纪初，由于托马斯·扬和菲涅耳的工作，波动论取得了胜利；1850年傅科的“判决性实验”后，发射论被宣判了死刑。可是，半个世纪后，爱因斯坦提出光量子论，发射论又以新的形式得到复活。可是爱因斯坦并不排斥波动论，而认为光同时具有波动性和粒子性。1923年，德布罗意把这种波粒二象性概念推广到包括电子在内的一切物质粒子，提出了物质波理论。以后的历史发展表明，波粒二象性是微观物质世界最基本的特征。地质学中水成论同火成论之间，灾变论同均变论之间，也都有类似的历史情况。这些曲折的历史告诉我们：在复杂多变的自然现象中，人们所认识到的往往只是一个侧面，要是不恰当地把一个侧面夸大为全部，必然要犯错误。科学研究需要深入每一个侧面，应当鼓励研究者从自己所选定的方向和角度，用独创性的方法去探索。由于方向和方法的不同，所得结果不可能完全一致；为了避免和克服主观性和片面性，要解决科学结论的不一致，唯一的有效办法是充分开展学术上的自由讨论。通过同行之间的自由交换意见和自由争论，通过实事求是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一个科学研究成果才能得到正确的评价。因为真理愈辩愈明，而且许多有生气的创造性的新思想也会在争论中涌现出来，这样也就有可能进一步深入整个问题的本质。 　　上述历史事实也告诉我们：在科学争论中，不是所有的真理都永远是由争论的一方所掌握，争论的解决也不是注定会特别有利于争论的某一方面，而往往是各个方面彼此互相补充，相辅相成，发展成为更高级的统一的理论。由此可见，只要社会需要科学并且允许有科学研究的自由，在复杂的科学问题上自然就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学派。这些不同学派的存在，意味着人们从各种不同的侧面去探索科学真理，这对于发展和丰富科学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不同学派的存在，也决定着争论的存在，而学术争论又反过来推动着真正有生命力的学派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学术上的争论，就是我们所说的争鸣。当然，争鸣的本身不能最后解决一个论断的真伪问题，因为只有实践（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就是科学实验和观察）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学术上的自由争论，会促使各学派更重视实践，对各种不同科学结论的正确性进行有效的鉴定。 　　整个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毫不含糊地向我们展示：凡是有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时代，学术和文化必然兴旺发达。中国的春秋战国、希腊的雅典时代和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这样的繁荣时代。相反，凡是不容许有思想自由的时代，学术和文化必然停滞甚至枯萎。历史上称为黑暗时代的欧洲1000年的中世纪，就属于这种阴暗窒息的时代。 　　关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