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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理论的悖论与正义的实践生成 　　[摘要]罗尔斯将超功利的“纯粹正义”确定为至高无上的普世价值，然而这种正义仍然建立在“功利的平衡”的基础上；将处于现实社会关系下的人拉回到处于“无知之幕”的初始状态以得到评判“公正”的标准，然而人们一旦离开其所处社会关系下的实践就会失去其评判能力。罗尔斯认为人们在“无知之幕”下为了自我保护必然选择“最差社会地位下的最好状况”的制度设计，以达到对弱势者利益的关照而实现“平等”，而实际上这不仅以承认不平等制度的合法性为前提，并且是违背现实的空想。实际上，正义观念在人类实践中生成，正义的制度在人们通过内在联系而形成整体“社会人”的过程中逐步建立，其目标是为了实现最根本的功利――人的生存与发展。 　　[关键词]罗尔斯理论；“正义-功利”悖论；“无知之幕”悖论；“最大最小”悖论；实践生成 　　在《正义论》这部著作中，罗尔斯反对功利主义正义观，认为纯粹正义是超越功利的最高价值；反对直觉主义正义观，主张不依赖于人们的直觉诉求的正义原则，而存在着确定正义与否的客观标准。由此，他建立了以“正义”概念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学说，认为只有通过确立纯粹正义的至高无上的价值地位，才可以建立符合正义的永恒的社会制度。这种当代的依据普世价值建立正义社会的乌托邦思想已经被许多人奉为道德真理，而由此所建立的社会政治制度被认为是宇宙中唯一天然合理的制度。在今天，这种政治道德观念已经被推崇到近乎神话的地步。 　　然而，这部著作及其表达的思想体系，真有如此永恒不变的真理与价值吗？非也！从理论上说，罗尔斯的理论内部存在着不可克服的逻辑悖论；从实践上说，这个充满悖论的理论如果真的付诸实施，给当代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所带来的东西，将绝不是所谓“正义”，而是巨大的灾难，因为它乃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当代中国决不能按照这种所谓的先验的“普适价值”所设计的制度来影响自己的现代化进程，而只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实践中生成具有社会正义的制度。 　　一、罗尔斯的“正义-功利”悖论与正义标准的实践生成 　　人类社会究竟应当以功利（包括个人功利和社会集体功利）作为首要价值，还是以超功利的“纯粹正义”作为首要价值？在西方近现代思想史上，先前是功利主义占据主导地位，认为个人功利是最高价值，符合功利价值的自然就是“善”，就是正义，因此“正义”源于“功利”。功利主义正义观的最大难题是如何对待个人功利与集体功利的冲突。在这个问题上，边沁主张二者天然统一，并无矛盾，集体功利无非是个人功利之和：“社会是一种虚构的团体，由被认作其成员的个人所组成。那么社会利益又是什么呢？――它就是组成社会之所有单个成员的利益之总和。”因此每个人都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也就自然实现了社会总体利益的最大化。而穆勒认为能够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手段也具有功利价值。因此，如果个人牺牲能够有利于他人功利，那么这种作为获取功利的手段的自我牺牲行为也具有至上的功利价值。如果我们把这种“自我牺牲”理解为一种“正义”，那么这种正义显然是从属于“功利”范畴的――它之所以“正义”，是因为它能够增进他人的利益。 　　罗尔斯反对这种将“功利”奉为最高价值，将“正义”归结为“功利”的正义观，认为“正义”本身就是最高价值。他说，“我的目的是确定一个能够代替一般的功利主义、从而也能代替它的各种变化形式的作为一种选择对象的正义论。”这种超越功利的“正义”凌驾于一切价值之上，是社会一切价值都必须服从的压倒一切的第一价值：“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这就是说，正义标准与利益标准是完全相互独立的，各行其是。如果两者发生冲突，那怕事关整个社会的生死存亡，也应当坚持“正义”而置生死存亡于不顾。那么，这个凌驾在一切之上的绝对正义是什么呢？他说得很清楚：“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确定不移的，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决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作为人类活动的首要价值，真理和正义是决不妥协的。”这就是说，一切国家，不论其发展程度如何，都应当立即实施“平等的公民自由”，而西方基于契约原则的民主政体是这种“正义”的当代唯一形式。因此，不论这种西方政体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也绝对“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立即无条件实施。这就是《正义论》不经任何论证，在此书的开头给我们发布的政治道德的律令。 　　然而，这条律令本身却陷入无可挽回的逻辑悖论，这就是“正义与功利”之间的逻辑循环所导致的悖论。 　　按照罗尔斯的“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