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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夏代的青铜器、文字和城堡 　　国家不是凭空发展而来的，它的出现必须有其契机、基础，或者说社会历史的环境。发生于新石器时代的农业生产，即农耕和畜牧以人工增加天然产物的生产，导致了文明的产生。由新石器时代农业发生到文明起源，中经由生产力之继续发展而出现的革命，由部落、农村结合为国家、城市。农业革命是文明起源的基础文明的要素和标准的确定是讨论文明起源的基础工作。正因为学者对所定要素标准不一，才使得国家起源的讨论观点林立，莫衷一是。归纳起来，主要的说法是：青铜冶铸技术、文字的发明和改进、城市和国家的起源；农业和水利灌溉的发展、城堡和城市的形成、文字的出现、阶级和国家的产生、龙的孕育和出现；原始文字、金属工具、城堡；工具、用火、艺术的起源、埋葬习俗；人工制火、图腾崇拜；文字、青铜礼器、城市；历法；刻划符号代替结绳记事。在一般都认为可信的标准（文字、青铜器、城堡）中，学者们所强调的主次也有不同：如有的认为文字最重要，有的单从刻划文字推断中国古代文明的源头，有的则强调青铜器的作用，有的认为中国在青铜时代开始正式进入文明，等等。[1] 　　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史上一部划时代的文献。他在理论上澄清了以往对文明概念的模糊认识，明确了解决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方法与途径，以及探索的对象与范围，初步解决了中国文明的形成问题。夏鼐先生认为：中国的早期文明有自己的特点，青铜器、文字、城堡是文明产生的三个标志和要素。[2] 　　那么，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夏，它在青铜器、文字和城堡方面是怎样的面貌呢？ 　　一、夏代的青铜器 　　青铜器简称“铜器”，主要指先秦时期用铜锡合金制作的器物，包括有炊器、食器、酒器、水器、乐器、车马饰、铜镜、带钩、兵器、工具和度量衡器等。 　　新的考古成果证明，中国青铜器的起源至少可上溯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3]所以，可以称得上信史的《左传?宣公三年》和《史记?楚世家》关于“禹铸九鼎”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禹铸九鼎”是说大禹时期，就令各地贡献上等的青铜，大禹利用这些青铜铸造了九只具有各式图像的大鼎，象征“九州”。因为不仅《左传》《史记》对此事有记载，《墨子?耕柱》《易林?小畜之九》、《拾遗记》等古籍资料，都说大禹曾经“铸九鼎”。 　　所谓“鼎”，本是古代烹煮用的器物，一般是三足两耳，因为三足的稳定性，所以自大禹“铸九鼎”后，演化为礼器，并被视为立国的重器。从夏中期开始，鼎被视为传国重器，成为国家和权力的象征。如：鼎彝，九鼎，定鼎，问鼎，鼎祚等词，均与国运有关。鼎是青铜文化的代表，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化的载体。鼎又是旌功记绩的礼器，王公大臣在重大庆典或接受赏赐时都要铸鼎，以记载盛况，“鼎”字也就被赋予“显赫”、“尊贵”、“盛大”等引申意义。现代汉字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变化，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富有文化内涵。 　　我国先民对金属的认识是很早的，仰韶文化时期就出现了铜片和小件铜器，龙山时期发现的铜器或冶铜、铸铜遗物更多，但主要限于小件工具和饰品，到龙山时代晚期出现了复合范铸的铜器。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学术界多数意见认为是属夏王朝时期的，出土的青铜器种类较多，容器便有爵13件，?3件，?1件，鼎1件，其中便包括了乳钉纹爵。此外，还发现了坩锅片、铜渣和陶范，证明夏人完全有能力制造复杂铜器，从技术而言，铸鼎是可能的。能够冶铜制鼎，是技术和生产力的进步。 　　青铜器的冶炼技术从夏人开始萌生，后经商周青铜制作实践而逐渐积累丰富起来。对夏人青铜器制作的开创之功，应该给予肯定。虽然夏代的青铜器比较粗糙且花纹简单，带有一定的原始性，但毕竟已跨进了青铜时代。说夏代已经跨进青铜器时代，不仅有实物为证，那些考古资料也足以证明，文献资料上均有提及，并且文献记载夏初使用青铜器，与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青铜器正好吻合。 　　在大禹建立夏王朝时期，作为手工业生产的一部分，青铜器铸造业得到了发展，在冶铸技术和器物造型方面，具备一定的水准。青铜铸造业是夏代手工业最重要的门类之一。“禹铸九鼎”就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铸铜业的发达。近年来，考古工作者从夏代文化遗址中，发掘出大量的青铜器。有青铜铸造的刀、锥、锛、凿、铃、镞、戈、爵等各种工具、武器和容器。特别是在二里头夏代遗址内出土了大批青铜礼器、兵器、生产工具和容器，是我国到目前为止，发现时间较早、出土批量较大的青铜器，其中青铜爵、青铜鼎、青铜?等空腔器，采用复合式陶范浇铸而成，反映了当时铸铜技术已相当进步。 　　鼎在远古时代即为炊具，一般以陶鼎为主，作为青铜礼器的鼎，二里头遗址的圆腹平底网纹青铜鼎是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青铜礼器鼎，被学术界誉为“华夏第一鼎”[4]，显示了我国早期青铜器光彩照人的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