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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对待中国法律理想图景 　　摘要：对邓正来先生关于中国法学缺失法律理想图景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对邓先生所提出的我国法学研究的“四种模式”因受制于“西方现代化范式”之影响，必然会导致缺失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的观点进行了剖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想图景形成与演进的历史作了梳理，并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想图景的原则与前景，重申了中国自己一以贯之的法律理想图景。 　　关键词：西方现代范式；马克思主义法学范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想图景 　　中图分类号：D922.28 文献标识码：A 　　2011年5月初，邓正来先生的一本著作《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再版了。早在2005年，邓先生就提出了“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之反思。为此，邓先生一共在《政法论坛》上连续发表了四篇文章①，出版并再版了个人专著。诚然，在该著作中有许多观点颇具启迪，但也有某些重要观点仍值得商榷。其中最具有使命性的问题是：中国法学/法制真的缺失了理想图景吗？ 　　一、问题的提出：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真的缺失了吗？ 　　邓正来认为，现代中国法学以“四种研究范式”为代表，即以张文显为代表的“权利本位论”，以部门法论者为主力的“法条主义”，以及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和苏力的“本土资源论”。他们因深受西方现代范式之影响，以至于无力为中国法制/法治提供一幅作为理论指导和方向指引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1]3。笔者认为，得出这样的结论似乎有些武断和简单化之嫌。这“四种理论模式”，都是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事业而作出的理论努力而已。我们既不能因“四种范式”借鉴了西方某些法律文化要素就将其等同于西方现代范式本身，也不能把“学习西方”简单等同于“照搬照抄”西方模式。笔者相信，以上四种范式的主要代表者，也不会认同自己是缺乏中国主体性思考的“西方现代化范式”的体现者。 　　由于邓先生文中选择的“四种理论范式”被简单地划归为“西方现代化范式”，所以才会得出中国法学研究者缺乏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判断。为了厘清和解决上述问题，笔者试图对四种模式理论进行剖析，以此来考查其范式是否为邓先生所界定的“西方现代范式”。 　　以张文显教授为代表的“权利本位”研究范式，发端于其主编的《法的一般理论》（1988年版）一书，该书认为，法以权利为本位，而道德以义务为本位。此后，其“权利本位”的话语被进一步讨论，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与思考。通过分析发现，张教授所言的“权利本位”并不是邓先生文中所称的“西方现代范式”。张教授所讨论的背景是基于“社会主义新型的权利本位”，而不是邓先生所指的西方现代范式。张文显教授也强调“社会主义权利本位优越于资本主义权利本位”[2]。其在另一文中也表明了同样的立场[3]：“权利和义务是法规范的核心内容，也是法关系的基本要素。因此，首先只有彻底贯彻马克思主义关于法本质和法作用的原理，才能理解权利和义务的性质和作用，权利和义务，不管其种类、形式多么不同，其实质都是国家按照统治阶级的价值准则和利益标准”而规定的；他还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在立法时就认真考虑法定权利和实在权利的统一问题，即权利的可行问题”。显然，张教授提出的“权利本位”是基于社会主义背景下讨论的研究范式，而不是西方现代范式的资本主义“权利本位”，邓先生似乎曲解了张文显教授的本意。 　　“法条主义”被邓先生界定为：“中国法学中，主要是在刑法、民法、诉讼法、行政法和知识产权法等部门领域中，也逐渐形成了一种法律专业技术的力量”[1]65，并把它理解为：“这股力量发展主要是根据欧洲大陆法、日本法及台湾法以及相关问题的相关文献的中国阅读’或‘复制’而建立起来的一整套有关法律或法律规则的逻辑解释活动，并为中国全面展开的立法工作或者法律修正工作提供了条理化和系统化的手段”[1]65。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此种结论是非常武断的，完全缺乏对部门法的知识体系及价值追求的整体把握。 　　以私法为例，民法知识体系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法，历经法国民法典，再到德国民法的发展；现代民法知识体系已经相当发达[4]。民法知识体系拥有民法之理念，如所有权原则、契约自由原则和过失责任原则，并不像邓先生所界定的那样，法条主义只是追求概念清晰和逻辑结构上的自洽，此种观点显然具有片面性。因此，不能把中国民法研究仅仅等同于法条主义。如果简单地把中国私法研究等同于法条主义，那就与中国法律发展史严重不合。马克思主义法学早就深刻揭示了法即是利益的表现，中国各部门法研究，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而开展的符合中国国情的部门法研究，因此不能简单等同于法条主义。我们国家的各项法律制度无不都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 　　邓先生认为，“法律文化论”是“梁治平有关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从一开始就试图从中西法律制度或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