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情内涵发展演变探析.docVIP

舆情内涵发展演变探析 　　摘 要：舆情研究是在吸收借鉴舆论与民意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舆情概念的提出和舆情研究的发展反映了我们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现实要求，突出舆情的政治指向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随着转型期社会利益矛盾的复杂化、公民社会力量的增长和网络表达的快速发展，网络舆情在整个社会舆情中的地位和影响日益凸显，舆情的内在诸要素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因而舆情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也应不断做出相应的调整、丰富与拓展。 　　关键词：舆情概念；舆情内涵；网络舆情；演变特点 　　中图分类号：C91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3）04-0042-06 　　舆情是中国语境的概念，“舆情”一词尽管很早就已出现，但作为一个研究范畴的舆情概念的确立只有十多年的时间，对舆情的系统研究目前还处于初期阶段，对舆情概念的界定在学界更是很不统一。近年来，党和政府日益重视和广泛开展的舆情信息工作实践，对舆情基础研究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如何科学地认识和把握舆情概念的内涵，是舆情研究的重要基础。本文拟从舆情概念内涵发展演变的动态视角，对舆情概念内涵的形成发展过程进行探讨，以期对舆情的内涵能有更深一步的认识。 　　一、舆情概念的提出 　　据目前的文献考证，“舆情”作为一个词汇在我国唐代就使用过。《旧唐书》（卷一七七）记载唐昭宗李晔在乾宁四年（公元897年）的一封诏书云：“……朕采于群议，询彼舆情，有冀小康，遂登大用……”这是目前查找到的使用“舆情”这一词汇年代最早的文献记载。 　　此后，“舆情”一词在古代文献中出现的频率逐渐增多，比如：南唐诗人李中在其《献乔侍郎》一诗中有：“格论思名士，舆情渴直臣。”宋代秦观所作的《与苏公先生简》一文中写道：“伏乞为国自重，下慰舆情。”明代刘基在其作的《处州分元帅府同知副都元帅石末公德政碑颂》一文中写有：“予既敬公德，又重父老请，於是述舆情而颂之。”清代李鸿章1873年奏请在天津建“曾国藩专祠”，奏折中写道：“仰恳天恩，俯赐照准，以顺舆情。”此奏折后做了该专祠的碑文。在上述文献中，“舆情”一词指的是民众的情绪、意见、意愿。有学者对《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进行全文检索，“舆情”一词在其中共出现1100余次。[1]由于古代思想家们并没有对“舆情”的内涵进行过系统探讨，因而还不能称之为概念，仅仅是作为一种词汇在使用。 　　社会现实的需要是理论创新的动力，任何学术概念的提出都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无论是“舆情”，还是与之意思相近的“民意”和“舆论”概念的提出都是如此。应该说，“舆情”概念的提出和舆情研究的兴起，是在借鉴西方民意研究和中国舆论研究相关成果的基础上，并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而发展起来的，这三个概念之间具有很强的内在联系，因此探讨舆情概念内涵的发展演变，必须与民意、舆论概念的发展演变结合起来。 　　尽管“民意”一词和民意应该受到重视的观念在中西方都有很长的历史，但现代民意概念则发源于近代西方。17、18世纪的西欧，适应反封建和确立人民主权观念的需要，兴起研究民意的热潮。近代西方民意概念的确立要归于18世纪法国人民主权思想的集大成者卢梭。他在1762年出版的《社会契约论》中首次将拉丁文字体系中的“公众”和“意见”两个词汇结合而构成法语的“民意”（Opinion Publique）一词，并对民意概念做了系统探讨。卢梭天才的革新是完全从人民意志出发讨论政治，将他整个政治理论框架都建立在公意概念上。他认为，民意可分为公意和众意，公意着眼于公共利益，是从所有人民意志中抽取出来的共同意志，是国家全体成员的普遍意志；众意主要着眼于私人利益，是个体私意的总和。个别意志由于它的本性总是倾向于偏私，而公意则总是偏向于平等。公意是人民的意志或主权的意志，是国家全体成员的共同意志，政府的统治完全来源于人民的委托，人民通过“公共意志”的表达来完成这种委托。[2]可见，卢梭主要是从“公意”的角度来界定民意概念的内涵的，他赋予“公意”以至高无上的权力，其实质是把民意视作一种具有抽象性的超越个人意见的人民的普遍意志。 　　进入20世纪，随着民意测验在西方的广泛运用，多学科的研究开始渗入到民意的研究中，特别是功利主义民主观的多数原则观念深刻影响了人们对民意的理解，民意概念的内涵也逐步由“多数一致”转化成“具有相同分量的不同个体意见的聚集”。[3]1936年，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在《民意季刊》创刊号上发表《迈向民意科学》一文认为，民意是个人可随时表达自己的意见，或被要求表达自己的意见，来赞成或反对具有普遍重要性的特定状况、人、计划等，并表现出人数、强度和稳定性的比率。[4]也就是说，在奥尔波特看来，民意不等同于“共识”，民意不仅包括共识，还包括分歧，以及不同意见在“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