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彝族通史》评介.docVIP

《中国彝族通史》评介 　　中国有着悠久的民族史撰述传统，却因长期处于政治史的附属地位，学科属性并不是很明显。20世纪初，在传统史学向近现代史学的转变过程中，中国民族史学逐渐冲破传统史学的束缚，朝着有意识地建立独立的学科体系方向发展，出现了近代意义上的中国民族史学。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民族史学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在逐渐完善学科体系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分支领域，涌现了大量的专题性、区域性、断代性、民族通史性和整体性的民族史著作。在民族通史性著作中，被列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的《中国彝族通史》（中国彝族通史编纂委员会编纂，王天玺、张鑫昌主编，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300余万字），可说是值得推介的一部。 　　彝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关于其历史的研究，诸如方国瑜的《彝族史稿》（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马长寿的《彝族古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易谋远的《彝族史要》（社科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等著作，均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进入新世纪以来，如何充分汲取前人研究尤其是彝文典籍整理的最新成果，编撰一部贯通古今的彝族通史，成为许多西南民族史学工作者的期待，也是800多万彝族人民的精神需求。《中国彝族通史》（以下简称《通史》）的公开出版，顺应了这种时代要求，其主要特色有四： 　　第一，准备充分，资料扎实，编撰力量强大。《通史》的编撰经历了一个长期酝酿的过程，最初于2001年由滇、川、黔、桂四省（区）的相关专家学者提出，编委会在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多次对编撰的体例、内容、重点、难点等问题进行深入讨论，确定编撰框架，由数十人通力合作完成。历史研究讲究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对相关的史实、史事进行分析。在《通史》的资料准备中，项目组收集整理了《（中国彝族通史考古资料》、《（中国彝族通史）古彝文献史料辑录》等近1500万字的原始材料，或刻录成盘，或打印成稿，供各专题组共享。扎实的资料准备工作，为《通史》的编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翻阅《通史》，大多数专题内容的展开，均运用了大量的汉文史料、彝文史料（包括彝文古籍和彝族谱牒）、考古材料、碑刻文献及民间口传资料，并注重各材料之间的相互印证，从而使全书的写作建立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上，内容宏富而且又能做到各个篇章之间融会贯通。 　　第二，体系宏大，结构合理。《通史》的编撰突出“通”之要义，按历史史事逻辑顺序，设定了“远古至战国时期的彝族先民”、“西南夷与南中夷帅和爨氏统治时期的彝族”（秦汉至隋）、“南诏国与大理国时期的彝族”（唐五代宋）、“土司制度时期的彝族”（元明）、“改土归流至辛亥革命时期的彝族”（清）、“民国时期的彝族”共六编，并于第六编下设经济史、文化史两个专题，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上至远古、下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彝族及其先民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演变历程。在这种贯通古今的结构体系中，《通史》的编撰者把彝族放在中国历史的宏观演进背景中，放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以西南地区的川、滇、黔、桂为中心，在考察西南地区的占人类活动情况，展示滇、蜀、夜郎等西南古国的历史图景的同时，系统地梳理了各个历史时期彝族与其他民族互动与交往的历程。既很好地处理了彝族历史发展过程与祖国历史发展过程的关系，又在与其他民族的多元互动中充分地展现了彝族历史文化的丰富性。 　　第三，把边疆史、区域史和民族史有机地结合起来，彰显了彝族在开发、建设和保卫西南边疆中的贡献。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和多地区的，在汉族先民之前，许多民族的先民早已在边疆地区创辟榛莽，开发建设边疆了。彝族作为中国各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在其数千年的历史发展演进中，为开发建设西南边疆，为中华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是近代以来，彝族人民与边疆各民族一道，为维护国家的统一、边疆地区的稳定和民族团结谱写了新的篇章。《通史》的编撰者，在大量史实史事的基础上，采用历史学、地理学、文献学的综合研究方法，辅以一定的实地考察，以经世致用、察古知今为宗旨，既把彝族的历史发展置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宏观历史进程中来考察，又强调了彝族与西南边疆各民族的历史互动，从而实现了区域史与民族史的结合。同时，编撰者还追溯彝族数千年的发展史，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最后以“彝族历史的新纪元”为结语，指出彝族数千年的历史发展，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启示，那就是“只有国家昌盛才有彝族昌盛”；“加强民族团结是彝族发展进步的前提”；“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加快彝族经济社会的发展”；“彝族人民必须发扬优良传统”。这些认识，无疑具有广泛的借鉴意义。 　　第四，图片资料的应用较为充分。中国自古就有“图经书纬”、“左图右书”之说，讲求的是图画和文字相辅为用，共同承担历史叙事。在以往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