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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1949年7月2日开幕的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自此，从大的方面来看，大体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即从建国初期至70年代中期为一段，从70年代中期至今为另一段。第一阶段，是当代文学除旧布新、曲折发展的一个时期。而第二个阶段，是当代文学发展最好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通常被人们称为“新时期”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6日在北京举行。“文艺民主”的欲求成为大会的主旋律。 到了1979年，张学梦的诗《现代化和我们自己》、蒋子龙的小说 《乔厂长上任记》等作品以雄健的音符谱写出了“改革文学”的第一乐章。这一时期的文学，就反映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而言，同以往的时代相比，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作家们从生活中而不是从政策报告中，从生活的激流深处而不是从生活的表层，聆听到中国改革开放大趋势的足音，二是作家们置身于改革的大潮中，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观念，摆脱这种思维模式和创作模式的束缚，向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掘进，力图整体地、全息地摄取这个变化中的大时代。 “文化寻根”的热潮，这是深固的民族文化传统在现代文明撞击下发出的辽远的回声。各个民族的作家从一个古老国家和民族正在经历的艰难蜕变中看到：文化制约着改革，改革重构着文化。他们携着现代人的感受，叙说着各民族、各地域久远的民情风俗、神话传说等等。例如张承志的《黑骏马》、高行健的《野人》等等，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对“文革”中荒诞现实的深切体验和被压抑的自我强烈要求得到自由表现的欲望，才是新时期现代主义崛起的最初起因。 第二节 创作主潮 一、从神的膜拜到人的讴歌：人道主义 沿着三个层面发展。 第一个层面是通过对现实的关照和对历史的反思，批判种种摧残人性的社会现象，弘扬和肯定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尊重人的权利、关注人的命运和人道精神。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伤痕文学上，当刘心武在《班主任》中揭露“文革”的非人化现实的时候，人们就被深深地震动了新时期的文学最初呼吁的只上作为人的最基本的权利——生存和亲情，从两部写于文革期间、发表于新时期的作品可见端倪，一部是靳凡的《公开的情书1957年在《延河》文学月刊上发表出现了“市井小说”、“都市小说”、“乡土小说”、“乡情小说”等称谓。列入“市井”和“都市”项下的创作，有邓友梅、陆文夫、冯骥才、刘心武的一些作品，而归入“乡土”、“乡情”的，则是高晓声、汪曾祺、刘棠、古华、张一弓、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张炜、矫健等几乎所有写乡村生活的作家。女作家。浙江杭州人，1950年生。1963年考入杭州一中，1969年中学毕业后到黑龙江国营农场劳动八年，当过农工、砖厂工人、通讯员、报道员、创作员等。1977年到黑龙江省艺术学校编剧班学习一年，1979年调到黑龙江作协从事专业创作。1972年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灯》，1975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分界线》。反映黑龙江农场知识青年的生活。以后又相继发表短篇小说《爱的权利》、《夏》、《白罂粟》；中篇小说《淡淡的晨雾》、《北极光》、《在丘陵和湖畔有一个人……》等。她还写了中篇童话《翔儿和他的氢球》和散文集《橄榄》，85年出版了长篇小说《隐形伴侣》。作品中《夏》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淡淡的晨雾》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94年出版了《赤彤丹朱》。96年出版了《情爱画廊》。2002年出版《作女》。 《人到中年》是谌容小说创作的代表作，也是新时期文学“复兴”的标志性作品之一。这不仅是因为该小说勇于突破知识分子题材禁区，从结构形式到形象塑造都具有经典意义，更重要的是小说尖锐地揭示了现实社会中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它具有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作品中陆文婷、傅家杰夫妇和姜亚芬、刘学尧夫妇作为文革结束后的中年知识分子，他们同属于社会的精英人物。在知识和人才匮乏的新时期，他们是社会的中流砥柱；在那座具有百年历史的著名医院里，他们是骨干专家、中坚力量。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他们终年像机器一样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但是，他们的工作待遇却极低：拥挤的住房，低廉的工资，他们一边忙于工作，一边又拖着沉重的家庭负累，他们成为一群尴尬的存在。 ⑷铁凝的小说：1957年生于北京。1975年高中毕业以后，就到河北农村插队，同年开始发表作品，现在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河北省文联主席。出版的中短篇小说有《哦，香雪》等，长篇小说有《玫瑰门》、《无雨之城》，其中她的《哦，香雪》、《六月的话题》、《没有钮扣的红衬衫》分别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⑸王蒙的小说：1934年生于北京。民族的灾难，党的教育，使他在政治上早熟。1948年入党，1956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当年“干预生活”思潮的代表作。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新时期以来，曾担任过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代表作有《最宝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