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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家庭非正规就业的代际传递性研究 　　摘要：非正规就业是当前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基于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2009年农村数据，采用递归双变量概率模型对农村两代劳动力非正规就业选择中的代际传递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影响两代农村劳动力非正规就业选择的因素存在差异，但两代农村劳动力在非正规就业选择中也存在一定的代际继承性。子代的就业选择明显受到父辈就业状态的影响。这意味着农村子代劳动力在非正规就业选择中缺乏相应的独立性。 　　关键词：农村家庭；非正规就业；代际传递；递归双变量概率模型 　　中图分类号：D06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13 　　“非正规就业”一词来源于1972年国际劳工组织对肯尼亚的收入与就业报告，主要是指发展中国家大量存在的以维持生计为目的，未经政府承认、登记，同时也得不到政府管理和保护的一种就业模式。虽然各国对非正规就业的界定存在较大差异，但一般认为应该从劳动契约稳定性和劳动时间安排两个维度进行把握和考虑[1]。由于非正规就业的进入门槛较低、就业方式灵活，加之自身就业技能较为缺乏等原因，大多数“第一代农村劳动力”会选择非正规就业。然而，伴随着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农村劳动力”与其父辈相比似乎有着更多的活力和梦想。新生代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状况如何？在非正规就业选择的“代际游戏场”内呈现的是怎样一种场景？换言之，两代农村劳动力在非正规就业选择中是否存在代际继承性抑或呈现出代际差异性？显然，在一个机会均等的社会，年轻一代可以通过自身努力摆脱“子承父业”的束缚进而实现代际间的职业自由流动。 　　早在19世纪，Galton 就做过跨代际个人特征（如身高、教育年限、收入对数等）的回归分析。此后，Blau and Duncan、Featherman and Hauser以及Goldthorpe等分别对本国的职业流动程度进行测量[2-4 ]。国内学者邢春冰利用中国家庭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对农村非农就业机会的代际流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察。历年CHNS 数据的回归结果似乎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国农村非农就业机会的代际流动性在增加。但是当利用面板数据消除了不变家庭特征后，该研究认为农村非农就业机会仍然呈现较强的代际继承性[5]。张瑞玲通过对河南蔡寨村235份调查问卷的分析发现代际职业流动程度与父辈职业类型有密切关系，而且当地农村居民整体上呈现出较高的代际职业流动水平[6]。杨泽娟采用江西中南部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祖父辈、父辈以及子辈基本在从事不同的职业，这种显著的代际职业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晚辈“结婚即分家”的新习俗[7]。陈藻以成都市农民工就业状况的调研数据为基础，发现两代农民工在就业方面既有很大的代际差异， 但也存在一定的代际传承性[8]。此外，部分学者还对两代农村劳动力的代际差异问题进行研究。黄祖辉、刘雅萍的研究发现两代农民工在务工月工资、兼业性以及工作经验和就业渠道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9]。杜书云、张广宇从就业、生活以及素质和观念等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全方位”分析，发现两代农民工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10]。王红芳研究了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家政服务员的权利问题，认为全社会应该关注家政服务员这一弱势群体以促进女性与社会的协调发展[11]。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对于农村劳动力的代际特征存在不同的观点。究其主要原因：首先，代际关系的划分标准不同。部分文献只是笼统地按照出生年份，将农村劳动力划分为两代。实际上按照这一标准划分的两代农民工可能不具有任何的家庭血缘或抚养关系。而另外部分文献则运用家庭调查数据严格进行“父子”配对。其次，代际职业流动的研究视野不同。多数学者将代际职业水平化的流动看成是一种积极的现象；而少数文献则侧重于考察代际职业的垂直化流动。事实上，在农村，虽然两代劳动力选择了不同的职业，但多数农村劳动力仍旧处于以维持生计为目的的非正规就业状态。因此，从非正规就业选择的角度来考察代际关系可能会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信息。同时，笔者运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2009年数据，对同属一个家庭的父辈与子代进行严格配对，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家庭世代关系。 　　（一）数据来源 　　笔者采用的数据来自美国北卡大学和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联合执行的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该调查依据经济发展程度、地理位置、公共资源的丰裕程度和健康状况指数覆盖了广西、贵州、河南、湖北、湖南、江苏、辽宁和山东等 8省（区），2000年，2004年以及2006年的数据还包括黑龙江省。本文选取了2009年上述9省（区）农村地区家庭父辈及其子代的相关调查数据。实际上，许多农村家庭拥有多名子女。为了统计的方便，笔者只选取长子或长女。毕竟，在农村家庭重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