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无用之用.docVIP

历史的无用之用 　　和普通百姓的死法不同，在大清崩灭后，京师文人多了个爱好，那就是找个湖景好的地界投水淹死自己。 　　这其中有个掌故，说是大宋名臣江万里守襄樊城，城破前盖了个亭子，题匾上写“止水”二字。当时没人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直到城破后江万里投水而死，才发现“止水”的意思是要找时机淹毙自己。后来余英时考证晚明当了和尚的文人方以智到底是病死还是投水尽节，也是发现他儿子写诗中出现了“止水”二字，原来是怕清廷追究，不敢明说老爷子有意自尽殉了明朝，假称是病死，只好用暗语。 　　民国代清而立，按古时说法叫“鼎革”。清代明时，据说为朱家殉死在当时变成了最时髦的行为艺术，各路名臣争先恐后或上吊或自残，拼力展示各种死法，惟恐剩下来落个羞惭苟活的骂名。可到了民国代清的年份，不叫“鼎革”改称“革命”，明末前仆后继嗜死如饴的悲烈场面却并未重演，满朝文武个个缩头惜命，没有一个为大清殉情而死。这让一个晚清小吏很焦虑，于是他准备了七年，洋洋洒洒写了数万言，满纸说的都是自己想死的理由。他有点像现今那些搞行为艺术的人，生怕观众看不懂，自己白忙活一阵，又在表演场子边支个架子，加写了一段标签式的说明。 　　这位小吏名叫梁济，他儿子是大名鼎鼎的哲人梁漱溟。梁济写的标签文字明确说自己的行为是“殉清”，却又加注说“殉清”只是个说法，实际上是殉“中国”，殉“文化”，意思是和明末那些殉朱家一姓的“义士”死法有别。这就如行为艺术未展演前，先把文案做足做透，以便后人把“身体行为”和“文字展现”相互比照赏析。这积攒了几年的“绝命书”叠加起来真是义正辞严，让人觉得其陈情殉死的确经过深思熟虑，理由似乎相当的充分，却也飘飘渺渺地把死的涵义给神秘化了。于是当死亡展示在积水潭终于完成后，自然惹得大波迭起，舆论哗然，其中当然少不了《新青年》这类好打笔仗的愤青刊物加盟，也少不了陈独秀、陶孟和、徐志摩、林毓生这类文坛精英隔空混战。 　　京城笔仗：梁济之死有用吗 　　议论梁济之死，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扣个效忠末朝孤儿寡母的帽子，贬笑那傻老头白白搭上一条老命。按徐志摩嬉皮笑脸的嘲讽，故宫都成博物院了，“坤寿宫里有溥仪太太的相片，长得真不错，还有她的亲笔英文，你都看过没有？”意思是美女皇后都快成了古董，您老到20世纪还来展演明末殉节的死亡行为艺术，岂不是傻到家了。 　　陶孟和是社会学家，自然持的是功能论，或利益最大化的观点。他说，梁济之死颇有自私的嫌疑，因为行为艺术不是个人表演，而是身处一大群人围观的目光下，这死法就须对得起观众，顾点他们的脸面，否则不但白死还连带危及人群的心理安全，整个一彻头彻尾的冷血逻辑。 　　陈独秀倒是性情中人，说梁济虽然有守旧的嫌疑，但遗书中针砭民国时政却是犀利到位，有真诚纯洁的精神，誓死不渝的品性，不像满嘴道德朝秦暮楚的“圆通派”。陈独秀最后痛骂主张革新的人是“浅薄小人”，颇让人觉得这愤青如此同情遗老倒真有些让人意外。 　　其实如不限于刻板的革命家印象，陈独秀的真性情一点不显突兀，徐志摩的话可以为他做点注解。老徐说梁济自杀的真实原因是觉得民国建立缺乏信义，使得人不能成为人，国不能成为国，在这个缺乏信义的时代，还不如死了拉倒。此话倒也不虚，例如有人就说溥仪被赶出皇宫，违背了民国优待皇室的条例，没有契约立国的理想。这不苟全生命的精神追求其实是很难的，因为普通人总易学会像猪狗一般苟活。 　　当然，徐志摩向时人喊话的腔调拔得有点偏高，嚷嚷起来尽显慷慨之态。比如他说，在一个最无耻的时代里往往生出一两个最知耻的个人，还举了文天祥和黄梨洲做例子，都是宋明“鼎革”期的旧人物。徐志摩拿他们和遗老新少比，是争个“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格，“在他们性灵的不朽里呼吸着民族更大的性灵”。因为理想主义者总是失败的，如果理想胜利，那就是卑污苟且的社会政治的失败，这希望太过奢侈。徐志摩得出的结论当然是“决不能让实利主义的重量完全压倒人的性灵表现，更不能容忍某时代迷信（在中世纪是宗教，现代是科学）的黑影完全淹没了宇宙间不变的价值”。 　　徐志摩是“性灵派”诗人，写政论也像诗，猛看显得迂阔轻渺，不合时宜，但我心里对他却有些默许。我私下以为，这厮比梁济儿子梁漱溟都要了解他老爹。梁漱溟的辩护仍说他老爹人格伟大，但知识落伍，没看到咱中国未来一片光明，才有那“止水”的蠢动，说到底还是把他老爹的脑袋硬生生套到“知识论”的框框里伸缩比划，衡量深浅，犹如把人质强行塞进大床切割抻拉的江洋大盗。也有性情温厚者如林毓生，老老实实地说梁济的儒家思想过时了。因为儒家是皮，没有制度的毛可供攀附，忙活到底也是个没用。这话说得虽然实在，却满嘴唠叨的还是实用的哲学观，和儒家早已变成“游魂”的说法疑似。 　　我之所以要死顶徐诗人这厮，因为在所有的评论中，他的观点看上去最中看不中用。其实道理很简单，除诗人外，所有评价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