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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心灵的自我认识 　　本然的历史和伪历史的区别是什么？ 　　“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更加清晰明白地认清我们必须活动于其间的环境。” 　　一旦我在对历史观念的思考上迈出新的一步，这种机会便获得了一种可能性。准确地说，这一进步是在1928年取得的，当时我正在勒马尔丢内度假，那是离迪（法国地名）不远的一所令人愉快的乡村住宅。坐在法国梧桐树阴下的阳台上，我尽可能简短地记下自己近九年来探究历史的心得并反省它们。难以置信的是，逼近一个如此明显的观点的速度竟是如此缓慢，然而事实就是这样，我的手稿明白地证实了这一点。我知道自己的思考总是滞重缓慢并充满了痛苦，对我来说，思想在其形成的过程中并不会因为努力而迅速成长，也不会由论辩而清晰起来（这对于萌发中的思想是最危险不过的），而是在漫长而沉重的孕育过程中悄然无声地长成，出生之后才由其双亲舔舐修整，使之可以展示于 　　人前。 　　正是在迪写下的手稿中，我第一次区分了本然的历史和伪历史，而把伪历史的内容称为地质学、古生物学、天文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式的叙述，这些科学门类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多少呈现出了一些历史性的模样。作为一个考古学家，我通过反省自己的经验认识到，它们所呈现的只不过是历史性的外貌罢了。考古学家经常要求人们注意他们自己的地层学方法与地质学的地层学方法之间的相似之处；相似之处当然有，但相异之处也同样存在。 　　如果考古学家发现一个土石胶泥层中混有陶瓷碎片和钱币，在它之上有一层平整的石板路隔断了另一个混有完全不同类型的陶瓷碎片和钱币的土层，那么，他们很容易得出结论说，考古学家应该像地质学家使用化石那样，用两种不同的瓷片和钱币来说明两个地层分属不同的年代，把它们与别处发现的含有同类遗物的地层相对照，便可以确定它们的年代。 　　容易是容易，但此说仍有它的问题。对于考古学家来说，那些东西并不是石头、粘土和金属，而是建筑石料、陶瓷碎片和钱币，是一座建筑物的废墟、家用器皿的碎片和交换的媒介。这一切都属于一个逝去的年代，它们向考古学家展示着自己的目的。只有当考古学家懂得每一件东西的用途时，他才能把它们用作证明历史的凭据。如果他不懂得某一物件的用途，那么他作为考古学家就不需要这一物件，他会把它扔在一旁，但希望某个比他自己更博学或更机敏的人能够解开这个谜。考古学家不仅把别针纽扣之类的小东西视为某种目的的表现物，他也这样看待整座建筑，这样看待整个居落。 　　19世纪以前的自然科学家可能会说，他们的研究与此相同：“自然科学的每一项研究难道不都是为那个或曰自然或曰上帝的强大存在的目的提供一种解释吗？”而19世纪的自然科学家会坚定不移地回答说，科学研究的意义不在于此。就事实而言，19世纪的科学家是正确的。就自然科学当今的面貌而言或者就它这大半个世纪以来的面貌而言，它那些仍在发挥作用的范畴中没有目的观念。在神学方面，19世纪的科学家也是正确的。我认为，把科学研究置于“我们能够把握上帝的目的”这一预设之上的做法并不值得赞赏。如果一个古生物学家告诉我，他从来没有想到去问一问三叶虫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我将为此感到高兴，为他不朽的灵魂、也为他的学科所取得的进步感到高兴。如果考古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根据同样的原则从事研究，三叶虫对于古生物学家就会像“用途不明的铁制器具”对于考古学家一样毫无价值，而“用途不明”将使考古学家极为窘迫和不安。 　　历史和伪历史都是由叙述构成的。但是，历史叙述的是有目的的活动，活动留下的各种遗迹（书籍或陶片，原则上都一样）便是这些活动曾经存在的证据。历史学家在何种程度上从目的方面来构想这些遗迹，也就是说，他在何种程度上理解这些遗迹的原有用途，这些遗迹就在何种程度上成为历史的证据。在伪史学那里没有目的这一观念，有的只是各种各样的遗迹，它们彼此不同，就此而言不得不把它们说成是不同历史时期的遗迹，并以时间为轴线把它们排列起来。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history of thought）”，我以这句话来表述新的历史观念。我的意思是说，当你谈到什么东西时说，“我知道制作此物（写作此书、使用此物、签署此名等）的人在想什么”，你就是在历史地思想。在你说此话之前，你可能竭力想历史地思想，但你不会成功。除了思想，没有别的什么可以作为历史知识的对象。政治史是政治思想史。政治思想不是指“政治学说”，而是指占据着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的头脑的思想——制定一项政策，设想实施的办法，付诸实现的企图，察知他人的反对态度，想出克服敌意的办法，诸如此类。想想历史学家如何叙述一篇著名的讲演吧。他不会让自己去关心其中任何感觉方面的因素，诸如讲演者音调的高低、议员席座椅的软硬、第三排那个老绅士的耳朵好不好使，等等。他把注意力集中在讲演者要说的话上（思想就是由这些话传达出来的），集中在听众的接受态度上（他们心里的想法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