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叙事中城市再现的想象.docVIP

城市叙事中城市再现的想象 　　听故事和讲故事是人类的一个基本欲望，故事是人们理解事物的主要方式。关于城市，城市故事是大众理解城市、评价城市的重要根据，尤其是艺术中那些更完整、更生动的城市故事。 　　人们通过城市故事理解城市，当然不只是因为人们喜欢故事。城市故事对城市的再现往往含蕴着让人相信的力量。以展现天津的《天津闲人》为例。《天津闲人》分为林希创作的小说版和郑大圣导演的电影版两个版本。电影根据小说改编，这一故事来源意味着其人其事纯属虚构，然而，电影却给虚构的人物四六爷一个现实的结局，电影在结尾处打出字幕：“直至1950年12月四六爷才被人民政府以恶霸汉奸罪处决。”打出这样的字幕，故事的虚构性被颠覆，虚构的人与事翻转为“确有其人确有其事”。电影版不仅在情节与人物的处理上表现出强烈的写实性，而且对于故事的背景画面采取真实再现的手法。《天津闲人》的故事发生在日本侵华天津沦陷之前。对于当时天津的街区，电影没有进行复古式的拍摄而是用了大量老照片再配以相应的音效。小说版通过叙述者的身份同样打造出“真实”的效果。小说开篇叙述者言到：“你道这天津卫到底出嘛？我心里有数，只是不能往外乱说，张扬出去，我就没法儿在天津呆了。天津爷们儿怪罪下来，大不了我一个人拉着家小逃之夭夭，可天津卫还有我的老宅院，还有我的姑姨叔舅，让人家受我连累，我对不起人”（林希：《天津闲人》，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老宅院在天津，一家大小、亲亲故故都在天津，叙述者是一个地道的天津人。不仅如此，“心里有数”、“不能往外乱说”云云，表明叙述者是城市秘密的知情者。作为地道的天津人和天津秘密的知情者，他的叙述具有让人相信的力量。另外，不论电影版还是小说版，叙述者的语言、人物的语言一律运用天津方言，更加增强了城市再现的意味。 　　城市叙事除了通过特殊叙述技巧创造出城市再现的效果，艺术真实的观念也使人们认同它对城市的揭示。关于艺术真实人们普遍接受一个观点：艺术具有形而上层次的真实性，它揭示本质与规律。就城市而言，人们认为那些成功的城市叙事通向城市的隐秘之处，揭示了城市的文化品格。叙述天然内隐着“讲清楚、说明白”的欲望和法则，在这种欲望和法则的作用下，城市叙事尽管存在含混或未决，然而，其中的城市相较于现实中的城市更清晰、更容易理解和把握，这种特点也使其揭示的城市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人们诠释城市的根据。 　　但是，城市叙事真的给予接受者某种关于城市的知识吗？城市叙事揭示城市是通过故事实现的，故事有各种讲述方式、可以由不同的人讲述，暂且不谈其他，单看情节，情节编排中的些微变动就有可能引起故事主题的变化。《天津闲人》的电影版相对于小说版在情节上有很大改变，最为典型的如苏鸿达的结局。小说中，知晓四六爷卖国通敌、还一门心思关注事态发展的苏鸿达被诱入小胡同，扒光了衣服然后推到街上，惹得一群闲人围观、嘲笑、奚落。电影中苏鸿达则是被四六爷害死，成了河中又一具浮尸。如果说两个版本都试图通过苏鸿达这个人物揭示某种为天津所独有的品格，那么显然经由改编，两个版本的苏鸿达表现出两种反差巨大的品格。小说中的苏鸿达如叙述者所说，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闲人，为了吃饱肚子，他没有任何伦理道德观念，坑蒙拐骗、无情无义。电影中的苏鸿达则不然，他不但有情（逃跑时还不忘力劝俞秋娘和他回家过日子）而且有义。知道四六爷卖国真相后，被街头混混追逃进茶馆，苏鸿达对众听书者高喊：“日本人要来了！日本人要进天津了！四六爷他勾结了日本人！他是大汉奸！天津卫老少爷们都被他给耍了！”其后，被街头混混逼到街上，面对权势通天的上层闲人四六爷，苏鸿达这个底层闲人没有求饶、没有恐惧，反而当面痛斥其为“卖国贼”、“大汉奸”，并以极度侮辱人格的方式骂他是“老桃毛”。这些情节显示出，电影中的苏鸿达虽然为谋生也不讲什么道德，但是在涉及民族大义的大是大非上，他身上有股子不畏权贵、认为卖国通敌是大恶大罪的正气。哪一个苏鸿达能代表天津闲人甚至是天津人的品格？你该信哪个？你能信哪个？ 　　信或不信基于真或假的判定。电影版中，仓皇逃进茶馆的苏鸿达向听书的群众揭露日本人要进天津、四六爷卖国的事实，引来一阵哄笑。焦虑、痛苦而又迷茫的苏鸿达质问哄笑者：“我说的是实话，你们为嘛不信呢？这是为嘛呢？”机灵狡黠的说书人接着他的话茬：“我说的是瞎话，你们为嘛信呢？这是为嘛呢？”苏鸿达与说书人的话坚持着通常的判定逻辑：实话是真的，要/应该相信；瞎话是假的，不要/不应该相信。在一般的判定活动中，确定是实话（真）还是瞎话（假）的关键不是叙述是否逻辑通顺、自圆其说，而是是否与事实符合。在天津闲人乃至天津人当中，电影与小说两个版本中的苏鸿达都是“可能的”、“可想象的”，但是，哪一个具有事实层面上的“真”？换言之，哪一个未经过叙述者主观介入保持了原本的模样？ 　　确定是否保持了原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