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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篮桥监狱与上海法制现代化研究 　　[摘 要]提篮桥监狱是上海公共租界监狱的代表，它在西方教育刑理论指导下建立，并带有中国传统监狱理念的色彩。而且，提篮桥监狱是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监狱，其现代化特征主要体现在较为完备的行刑法律体系及狱政管理手段，完整的监狱人员构成，以及有效的行刑监督四个方面。在上海法制化的进程中，它发挥出更新官员和民众的行刑理念，探索少年司法制度等作用。 　　[关键词]提篮桥监狱；狱政管理；现代化 　　1845年，根据《南京条约》的附件《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英国首先确立了它在上海的第一块租界，作为近代中国出现的第一个租界，上海公共租界先后建立了领事馆监狱、英国在华高等法院监狱、工部局监狱（如厦门路监狱，提篮桥监狱）等。其中，仿照美国监狱建造的提篮桥监狱，在监狱行刑制度、狱政管理、教育感化制度等方面具有代表性。以提篮桥监狱为切入点，探究租界监狱法制在上海，甚至中国法制现代化中的作用，对理解法制现代化的内涵、发生、进程等方面都有着重要意义。 　　一、提篮桥监狱的概况 　　提篮桥监狱，全称“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监狱”，又称西牢、外国监狱等。始建于1901年，于1903年启用并定名为华德路监狱。投入使用时仅关押囚犯数百人，至1934年在监人数竟达6166人，甚至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监狱。 　　提篮桥监狱的管理者由工部局任命，其中，典狱长一职大多由英国人担任，其他科室的管理人员仍以英国、俄国等外籍人员为主，而监房的看守则为印度人和中国人。监狱主要关押中国人男犯，其中包括老年犯、少年犯和普通男犯。此外，监狱设计“西式化”色彩浓重：第一，在结构上，采用“三墙一栅”，即三面系钢骨水泥墙，一面为铁栅，囚室全部建在有通风和敞开状的建筑内；第二，在监区设计上，包括男犯监、女犯监、外籍犯监区和儿童感化院，分押分管的现代监狱管理制度特征明显；第三，在行刑制度上，吸收西方减刑、假释、大赦监狱理念；第四，在教化教育制度上，对少年犯进行文化、技术教育。由此可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租界外监狱法制开始进行改良的同时，租界内已经出现颇具现代化意义的监狱。 　　二、提篮桥监狱的现代化表征 　　法制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有机构成之一，它包括法律精神的现代化、法律制度的现代化以及有关物质设施的现代化。提篮桥监狱是在西方预防刑理念指导下建立的，通过窥探其数十年的发展史，不难发现其蕴含的监狱法律思想、行刑制度等现代化特征。 　　首先，较为完备的行刑法律体系。良好的监狱行刑法律体系是行刑法治化的表征之一，它能够妥善处理好社会利益、监狱管理人员利益和罪犯利益三者间的关系。提篮桥监狱适用的法律规则主要包括1906年《上海英国监狱章程》（以下简称章程一）和《上海工部局监狱人员规则》（简称规则一），1907年11月《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押所章程》（简称章程二），1909年《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新设男女押所管理规则》（简称规则二），以及1913年3月《工部局华德路西牢押犯守则简章》，1936年《华职员条例》。此外，由于租界享有治外法权，实际上当时租界也援引英国本土的监狱法法律渊源。纵观上述法规、章程或细则，笔者认为其实质上包含了监狱管理法、监狱警察法、行刑监督法、罪犯教育劳动法等行刑法律内容。 　　其次，完备的狱政管理手段。现代化的狱政管理是指在惩罚和改造罪犯过程中对罪犯进行的监督、控制、指挥等的管理活动，包括指监狱管理的原则、分押分管分级处遇制度、武装警戒制度、接见探视制度、考核奖惩制度等。提篮桥监狱的管理制度与同时期还处在传统监狱法制下的监狱相比，其完备性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其一，接见探视制度。西方的现代监狱制度都注重对罪犯基本权利和地位的维护，罪犯的会见权是其作为权利主体的要求，也体现出行刑理念的人道主义和人权主义。提篮桥监狱采用了接见探视制度，在罪犯服满一定刑期后，一般允许其亲友到监狱探视。罪犯甚至可以约见律师，“律师为了办案需要，可以凭未决犯妻子或其父母的委托书入监探视在押的未决犯。”其二，严格的武装警戒制度。武装警戒、武器及戒具使用的规范化是维护良好监管秩序的条件，提篮桥监狱对此规定了明确的内部管理规则。如对于武器的使用，“凡科长、看守长以上人员每人都配有手枪，但要经过打靶练习合格，才允许配备。”又如对私刑的控制，章程一第101款规定：“凡人员，除正狱吏有示外，于犯人不得用任何刑法，或无论何种之私刑。”其三，分类关押。如章程二第一条“押犯须分等第”规定男女犯分押分管，并根据案情轻重不同将罪犯关押在不同的楼层。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租界监狱的管理仍带有很强的殖民主义色彩，如外籍犯人与本地犯的区别对待、狱内食物的缺乏和疾病的流行等等。然而，在当时整个社会还处在“尚未开化”的阶段就已经出现的现代化意义上提篮桥监狱，它毕竟是成功移植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