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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代改土归流政策的评析 　　摘要：土司制度正式创立于元朝，实行初期对稳定边疆曾起过重要作用，但随时间推移其弊端日益显现。改土归流，就是废除土司制度，改行与内地府州县相同的行政管理制度，官员改为朝廷选拔流官充任，并且不得世袭。第一次改土归流始于明朝，清朝雍正时期大规模推广。改土归流对于开发边疆地区经济，促进边疆与内地人员、文化交流，加强中央集权，实现政权体制统一发挥了作用。 　　关键词：土司制度；改土归流；中央集权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7-0161-02 　　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制度开始，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与管理在国家体制与机构设计中就一直处于重要位置。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羁縻政策的土司制度即是这种制度设计的结果。土司制度在元朝时正式形成，明朝时推行了局部的改土归流，清朝尤其是雍正时期则大规模推行，直到土司制度的寿终正寝。明清两代在改土归流的过程中虽然伴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的暴力反抗与血腥镇压，但是毫无疑问，它有利于中央对地方的统治，维护了民族国家的统一，加强了中央集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一、土司制度的实施与改土归流 　　土司制度渊源于秦汉时期的羁縻政策。羁縻，“羁”是套马的络头，“縻”是拴牛的绳子，意思就是说要像拴牛套马一样笼络和牵制各少数民族。公元前109年，即元封二年，汉武帝以兵临滇，迫使滇王降汉，“滇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1]。从此以后，滇王在隶属于中央王朝的前提下继续管理地方。至唐朝，建立羁縻州县，“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2]。羁縻府州拥有较大自治权，都督、刺史也多由原部族首领担任，但必须由中央任命，并且可以世袭。元代幅员广袤，全国经济、政治发展情况差异很大，为了便于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管理，正式创立土司制度，亦是对唐朝羁縻府州制度的传承和延续。在少数民族地区任命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官，给予其一定的职位与官衔，并规定了土官的义务，中央亦不对当地的治理加以干涉。自此，官有“流、土”之分。明清时期对土司制度进行了发展与完善，土官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系统：一是由军事部门管辖的，如宣抚使司、宣慰使司，多设在边远地区或被军事征服不久的地区；二是由行政部门管辖的，即所谓的土府、土州、土县等，多设在内地各省的民族地区，土司制度发展到顶峰。 　　改土归流，就是废除土司制度，改行与内地府州县相同的行政管理制度，官员改为朝廷选拔流官充任，并且不得世袭。第一次改土归流是在明永乐十二年，中央在粉碎思州、思南两宣慰使司的叛乱之后，废除土司，改设贵州布政使司，从此贵州成为省一级行政单位，纳入中央的直接管辖。清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之乱”后，雍正时期开始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废除土司的世袭制度，改设府州县。自清朝结束时，除极少数地区仍残存土司制度外，全国大部分地区已实现了流官充任。新中国成立后土司制度彻底废除。 　　二、土司制度的弊端 　　土司制度终被废除，在于其本身含有的弊端与缺陷，在实施初期这种弊端尚不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局限性与落后性就日益显现： 　　第一，中央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土官，并给予其较大自治权，除了征收纳贡之外不对其管理横加干涉。权力导致腐败，这样，土司在其管辖地区之内凭朝廷授权这把尚方宝剑有恃无恐，为所欲为，横征暴敛。有的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生活在土司的残暴统治之下，除了缴纳各种苛捐杂税之外，甚至遭受人身上的奴役，生活痛苦不堪。 　　第二，土司是其统治地区内的最高统治者，并且可以世袭，这必然带来权力的纷争。土官家族内部如兄、儿、妻之间以及各派系之间为了操持权柄而激烈争夺，不惜仇杀反目。 　　第三，由土司自主管理其辖区，将极大地刺激了土司的贪婪与扩张欲望。为了获得更大的管辖区域、更多的人口和经济较繁荣的地区，土司往往倾向于土地兼并与军事征服，不惜流血牺牲。 　　第四，土司在长期管理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骄傲自大、不顺从甚至脱离中央朝廷的心理，甚至发生军事反叛，这给边疆稳定和国家统一带来极大隐患。 　　三、改土归流是历史的必然 　　凡存在的必有其合理性，毫无疑问，土司制度在其实施的初期和完善期，对于缓和朝廷与土官之间的矛盾、稳定边疆、促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正是由于其内在缺陷，尤其是晚期的暴露无遗，使改土归流成为历史的必然。更重要的是，封建统治者在夺取政权之初施行土司制度，笼络少数民族地区的首领，其根本目的是稳定刚刚建立的政权，并不是真心实意信任土司，也不是心甘情愿地任土司自行管理。待到政权巩固之日，必将实施土司制度的地区纳入中央的统一管理之下，完善中央集权。因此可以说，土司制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