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二程朱子阳明对“格物致知”的不同理解.docVIP

浅议二程朱子阳明对“格物致知”的不同理解 　　摘 要：“格物致知”作为“三纲八目”中的重要概念，源出于《大学》。二程训“格”为“至”，程颐认为心物在格的过程中深融为一，而在程颐看来，格致不外乎“穷理”而已。朱熹和王阳明也将《大学》纳入自己的理学和心学的体系，并对格致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通过比较三者对“格物致知”的阐述来揭示其在思想理论基础、所格之物与知的对象、格致方法、格致目的这四个方面的不同理解。 　　关键词：二程；朱熹；王阳明；格物致知；不同理解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3-0053-02 　　二程对“格物致知”的基本含义、格物穷理的范围、方法和目的做了明确规定，为朱子“格物致知”说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朱熹反对把“格物”理解为“来物”（人所面对的事物）[1]，因而朱子的“物”不仅涵盖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又包括心理现象和道德行为。他认为格物是即物、穷理、至极。而阳明先生则对弟子黄以方说：“我解‘格’做‘正’字义，‘物’做‘事’字义”[2]。阳明先生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提出了“格其心之物”的“格物致知”说。 　　一、思想理论建立的基础不同 　　宋代思想界学派众多，正如程颢所说：“人执私见，家为异说”[3]。因而二程兄弟的“格致”思想直接来源于《大学》和《中庸》，并在二人所构造的“天理”的基础上展开对“致知在格物”的论述。程颢与程颐认为“致知格物”之所以可能的理论来源之一即“命、理、性、心”的同一性。二程认为：“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而二人又通过对《中庸》“天命之谓性”思想的吸纳提出良知良能“自家元足”，认为人能够以“思”来“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朱子对“格物致知”的解释，以《大学?格物外传》为代表，据朱熹说，这篇《补传》是“窃取程子之意”而精心构思、字斟句酌写成的。可见其思想在很大一部分吸收了二程兄弟的思想。例如朱子讲：“格物者，格，尽也，须是穷尽事物之理。若是穷得三两分，便未是格物，须是穷尽得十分，方是格物”。其实训“格”为穷，本是程颐的创造，但是“即物而穷其理”却是朱熹对“格物”做出的创造性的解释。朱熹讲道：“穷理格物，如读经看史，应接事物，理会个是处，皆是格物。只是常教存此心，莫教它闲没勾当处”。这里的读经看史、应接事物均是“即物”二字的体现。 　　王守仁研究朱子之理那段经验，其实反映出他对朱子把“格物”释为“即物而穷理”做法的不赞同。阳明先生否认阚文一说，认为：“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这里所讲的“格”明显带有道德色彩，他视孟子所讲的良知为先天内在的道德之心，并将“心”与二程自家体贴出来的“理”融合。王阳明吸收陆象山的“心即理”，从心学体系出发，提出了自己的心理为一、内外一致的格物致知思想。“知行合一”是王守仁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所讲的“知行合一”也就是“致良知”。而建立在“心之体”基础上的格致之论自然不同于以天理为本体的二程和朱熹把“格物”放在首位的做法，反将重点倾向于“致知”上来。 　　二、所格之物与知的对象的差异 　　二程都认为格物必须在一事一物上见理。程颐认为，“一草一木皆有理，须是察”，因此必须“随事观理”。格物的顺序亦可先易后难，随人深浅，若一事上不能见理，则换一物来格。而之所以能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万物皆是一个理”。格物所获得的“知”有“真知”与“常知”的区别。所谓的真知，绝对不是某种与自我生命相脱离的外在知识，它是得于己而信得及的东西，是知情意的统一体。《遗书》卷十五说：“须以知为本。知之深，则行之必至，无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之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浅。”可见二程提倡通过格物来获得从切身的生命体验中得来的“真知”而非从闻见中流传出来的“常知”。 　　朱子说：“物，犹事也”。是指天下万事万物，凡天地之间，眼前所接之事，皆是物。《大学》中朱子所补的《格物传》，谓：“是以《大学》始而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朱子说“格物”可以“即凡天下之物而格”。朱子言“知”是知识的意思，他说，“知，犹识也”。朱子认为由积累万殊到贯通为一理的过程中，致知，就是“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 　　阳明先生说：“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之所在之事谓之物”又说：“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王阳明将物的含义内化于心，这里的物已然是心之物。既然是心之物，那么“格”字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