饕餮纹内涵.转衍的人类学考察.docxVIP

饕餮纹内涵转衍的人类学考察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中国考古与艺术史研究所黄厚明摘要饕餮纹是中国上古艺术史中最为常见的表现题材。有商一代，作为祖神象征符号的饕餮纹与其转衍形式——龙纹、鸟纹构成了青铜器纹样独特的图像志景观。两周及秦，随着政权的变更以及祭祖仪式中心从宗族庙堂向家族墓地的转变，饕餮纹、龙纹和鸟纹在指向意义上也发生转衍：前者逐渐被塑造成“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的恶人或异族首领形象；后者则被统治阶级合理地加工改造，其中，龙纹逐渐成为统治者最高权力和地位的象征符号；而体现商代宗族组织结构的“十日”庙号制度也被一个“太阳鸟”的观念所取代，汉代羿射九日神话的产生，正是这一历史变迁“神话化”的象征隐喻。关键词饕餮纹龙纹鸟纹射日神话研究商周时代的艺术和思想，青铜器自然是无法回避的；而研究青铜器，就不能不关注饕餮纹。但饕餮纹究竟是什么？有何文化上的象征义涵？一个世纪以来，学界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出于对以往诸说的检讨与质疑，笔者近来也尝试提出了一种假说，认为饕餮纹乃是殷人祖神之象征。[1]在分析中得知，饕餮纹作为一种传承有序而又不断发展、变化的艺术形式，是在特定的宗教文化语境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结构形态中生长、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饕餮纹意义亦即“内容”的变化是与“形式”的变化相关联的。这种将形式和内容契合在一起的特质，不由得使我想起了5世纪颜延之关于“图理”、“图识”、“图形”三种图载符号的论述。[2] 秉承这一思路，我们不免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当周革殷命后，作为殷人祖神象征且烙上殷人强烈族群和权力意志的饕餮纹，又是如何和变化了的内容相关联的？这里似乎存在一个悖论，即，既然认定饕餮纹象征殷人祖神像，那么，它为什么在西周早期乃至中期的一段时期内在青铜器上还继续存留？与此相关的是，既然饕餮纹与龙纹、鸟纹、日纹是一种结构的存在，那么，当饕餮纹在青铜器上逐渐消失之际，龙纹、鸟纹、日纹却成为盛行一时的装饰母题？商代祭祖仪式中的“十日”庙号制度和后世的“射日”神话在宗教文化是否存在观念上关联？如何解释这种关联？……如此等等，都需要作为问题来阐释。如同青铜器具有特定主体权力性格一样，饕餮纹作为一种文化的存在，无疑也有强烈的权力属性。因此，当服务的权力对象发生变更后，其本身的意义以及传达这种意义的形式也必然发生变化。这是显而易见的。过去的很大研究者包括与本文观点相近的论者基本上没有很好地注意到这个问题，[3]他们在分析饕餮纹内涵、功能时，似乎更乐意将其意义想象成一成不变的存在。这使得他们在看待实物资料、文献材料和神话传说时，不仅缺少了历时性的鉴别眼光，而且对其建构这种叙述方式的主体观念缺乏必要的性格分析。无庸质疑，饕餮纹是商代青铜器纹样中数量最多、地位最为突出的一种装饰母题。不过，大约从西周中期开始，青铜器上的饕餮纹数量急剧减少，其主体地位被凤形鸟纹和穷曲纹取代；与此相应和，饕餮纹作为中国文化艺术史上一个特殊的概念而被重构和解释，成为东周人心目中一种“怪兽”或“恶人”称谓的象征。为什么饕餮纹从殷商时期人所供仰的祖神转衍为周人心目中贪婪无度、千夫责骂的凶煞形象呢？这是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在甲骨文和金文中，“饕餮”一词尚未出现，它的大量使用始于东周典籍。《吕氏春秋》云：“周鼎铸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左传》言之尤详：“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比三凶，谓之饕餮。”透过这些材料可知，饕餮的贪婪凶恶之名实始于周人。那么，饕餮纹从殷人祖神的象征转变为怪兽或恶人称谓的象征，无疑浸染了不同文化主体的观念认知。正如笔者在前文所讨论的，先秦典籍所载有关夏商甚至更为久远的“历史记忆”，其意义并不单纯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了历史的“真实”，而是于它保留了周人对待“过去”的一种文化认知态度。故对于今天的研究者而言，我们不应仅仅着眼于考究甄别文献内容的真实性，而且更要透过这些材料审察当时人们蕴涵其中的文化认知观念。先秦典籍作为周人对前人之事一种“回溯式”的追忆，必然蕴涵着周人特定的文化观念和人文诉求。周革商命，这是商、周在政治上的分界。由于政治的变革通常被视为文化转型的先声，因此，商、周的分界也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视为文化上的分界。不过，相对于政治变革而言，文化转型具有自身的质性，它不像政治变革通常表现为剧烈的暴力运动，而是表现为一种牧歌式的和平渐进。这种特殊的存在方式，使它在时间上往往要滞后于政体的转变。但从发生的源点视之，周代政治变革无疑是其文化转型一个重要的内驱力。饕餮纹作为商周文化的一个符号表征，其意义的转衍也自然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变迁有关。前文《左传》言及的“四凶”，除缙云氏外，还有帝鸿氏、少嗥氏、颛顼氏，在周代“天下之民”那里，他们分别被冠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