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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意识分析与翻译中的视点转换 　　摘 要：“视点转换”是翻译中常用的技巧之一。本文应用胡塞尔的意识分析成果，从现象学哲学出发，试图厘清“能指”“所指”与“事物”三者间的关系，进而探索“视点转换”翻译技巧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的根基。 　　关键词：视点转换 现象学 意识分析 　　一、引言 　　翻译中的“视点转换”是指换一个角度来观察事物，以不同的词语来对同一事物进行描写的翻译技巧。典型的视点转换包括“正说反译”和“反说正译”，即肯定和否定词语间的相互替换，以及“原因-结果”“行为-目的”“结果-手段”的转换等等，具体情况多种多样。 　　彭长江（2004）认为，翻译中有视点转换的必要，原因在于“语言符号的声音与其代表的事物之间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不同文化间不可能没有差异”。这种差异反映在语言中，“同一思想，在不同语言中的表达方式可能差异很大”（彭长江，2004）。于是，翻译时可采用“视点转换”的手段，即换一个角度来观察事物，以不同的词语来对同一事物进行描写。事实上，正如索绪尔所说：“符号联系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声音形象。”而这里的“思想概念”和“声音形象”，即所谓的“所指”和“能指”，既是一体两面的心理实体，又是约定俗成、任意的。因此，约定俗成的是思想概念和声音形象，而非语言符号的声音与其代表的事物。按照索绪尔的观点，在声音与事物之间，还有一个思想概念的中介。由此我们认为，视点转换涉及到的，实际上是一体两面的“能指”“所指”与“事物”之间的关系。 　　本文试图应用胡塞尔的意识分析成果，整理“能指”“所指”与“事物”三者间的关系，进而探索“视点转换”方法必要性与合理性的根基。 　　二、胡塞尔的意识分析 　　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是现代西方现象学的创始人。现象学对于语言的研究，不是通过对音义关系、语言的意义等的具体科学分析揭示语言的本质，而是通过对语言的精神本质的“直观”“理解”之类抽象的、演绎式的把握，因为是由本质的语言观到具体的语言现象，所以对语言的实际研究自然显得单薄（黄振定，2007：120）。现象学关注语言的精神本质，即关注人的意识的问题，在意识构造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它有助于我们厘清“能指”“所指”与“事物”三者的关系。 　　胡塞尔在他的意识分析中区分了“意指”（Bedeuten）、“意义”（Bedeutung）和“对象”（Gegenstand）三个概念。“意指”又可称为“立义活动”（Auffassen），是对感觉材料进行统摄，将其理解成某物的能力。譬如面对一张课桌，我们所感知到的是它的一个面，然而我们却能本能地意识到，这是“课桌的一个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把“课桌”这一“意义”赋予了所感知到的感觉材料。胡塞尔将“意指”与“意义”本身区别开来，因为“意义本身是相对于各种可能行为之杂多性而言的观念统一性”（倪梁康，2007）。“课桌”这一语义本身即是与杂多的对课桌的意指行为相对而言的统一的观念。正是由于这种统一，我们才能把课桌的正面、侧面、反面等等杂多的感觉材料一齐立义为“课桌”。 　　胡塞尔区分了“立义活动”（又称“意指”）与“意义”，并阐明了两者的关系，即杂多与统一。这是胡塞尔早期在《逻辑研究》第一版中对意义的理解，即“意义是观念的统一”。其后，在“1908年夏季关于意义学说的讲座”中，胡塞尔从“意义”与“对象”的关系出发进一步完善了“意义”这一概念。“意义”之于“对象”，即是“如此被意指的对象”之于“绝然对象”，是分有与被分有的关系。也就是说，意义永远无法等同于对象。我们对于课桌的立意，可以从正面、侧面等不同的意指方式完成，虽然它们所涉及的绝然对象（各种可能观念的统一）相同，但由不同的意指方式构造出来的对象（如此被意指的对象）毕竟是不一样的。这样说似乎是自相矛盾，但胡塞尔认为，这个区分不只是在于同一个对象性能够在不同的意指方式中，即能够在这个对象性的特定种属中被意识到，而是更多地在于随着那个被我们称为不同的意指方式的意识方式的改变，在由上而构造出的对象性中也同时发生着变化。同一个对象性也同时发生着变化，由此可见“对象性”（意义）概念的歧义性和复杂性。如果说不同意指方式给予的意义既相同又不相同，显然令人费解。不如说“不同意指方式给予不同的意指意义，而这些不同意指意义又构成同一对象（意义），由此不同意指给予了同一对象（意义）”。我们对课桌的正面观看、侧面观看等等，各有不同。而每次观看赋予课桌的意指意义也不尽相同，但“课桌”作为对象是统一的。 　　三、“视点转换”的原理与应用 　　在索绪尔那里，“能指”（声音形象）和“所指”（思想概念）是二位一体的，并且与“事物”发生关系。在胡塞尔那里，同一“对象”（事物）可以用无数不同的思想概念表达方式去表达，而且随着表达方式的改变，在对象中也发生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