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张枣.docVIP

诗人张枣 　　2010年3月9日晚上大约8点半，韩东在给我的邮件中说：“一个不幸的消息知道了吗？张枣去世了……”我似乎有预感，因为2月26日下午梁晓明已在电话中告诉我：“听说张枣最近查出肺癌晚期，已经扩散了……”我没想到事情发生得那么突然，比我预感的要快！2010年春天是如此的不幸，一前一后，一下子就走了两位诗人，一个是梁健，一个是张枣。 　　我与张枣缘悭一面，仅仅通过一次电话。记得1998年我准备在我责编的“芳草地”版开辟一个新的诗歌栏目。这是继1995年《南方周末》报纸“中缝”诗歌专栏中断之后，我再次在本报为诗歌开辟道路。这年夏天，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的老陈（已去世的陈寓中先生）在电话中告诉我，他将送给我一套诗集，是他们社新出版的“黑皮丛书”。书到手后，我发现里面就有张枣的诗集《春秋来信》。 　　那时我和树才联系较多，问他要了这本诗丛里的大部分诗人的电话，如臧棣、西渡，其中也包括张枣的电话——那时他刚从德国回来不久。我照电话号码打过去，接电话的正是他：“是的，我是诗人张枣。”我告诉他，我是马莉。他想了想说：“哦，马莉，你是那个广州诗人马莉吗？你还在那个《五月》杂志社吗？”我说：“我早就不在那里了！我早就到了《南方周末》了！”他说好像是听万夏说起过我，问我什么时候见的万夏？我说两年前的1996年，万夏知道我来北京了，就请我在“圆明园画家村”附近吃饭，当时在座的还有海上、岛子等。张枣说，万夏是他的好朋友。张枣说话虽有些滔滔，但保持着温柔的声调。我告诉他我想在新开辟的诗歌栏目上发他一首诗，请他自己选一首。 　　张枣想了一下说，还是你来选吧！ 　　我说，我选短一点的，《边缘》如何？ 　　他说行呵，但马上又否掉了。 　　我又说，要不然就选《镜中》？ 　　他想了一下，还是否掉了。 　　这首可是你的成名作呵！我说。 　　他却说：“这是早期的诗了，过于流畅，过于柔美……我现在不写也写不出这样的诗了！” 说完他笑了起来。我紧追不舍地问：“那你到底想选哪一首呢？” 　　他沉吟着。 　　我说：“最好是选十五行以内，好排版，视觉上才漂亮。” 　　他很同意我的观点，说：“容我再想一想，过两天再告诉你。”末了又说，“下次到北京就来找我。”就这样，我给他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 　　但是，过了不止两天，也不止两个月，一晃过了很久，等我再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已回德国了。等他从德国回来时，我心爱的诗歌专栏又被砍掉了。我们就是这样阴差阳错。 　　此后虽然一直握有他的电话号码，我再也无缘和张枣联系。直到2006年，在一次诗歌聚会上，偶然听到一位朋友说，他到中央民族大学任教了。 　　他是2010年3月8日凌晨4点39分，在德国图宾根大学医院因肺癌去世的。他去世以后，很多诗友悼念他，回忆他。在这些回忆和悼念的文章中，都提到了他的代表作《镜中》。说实话，我也非常喜欢这首诗，但当年张枣为什么不愿意让我选这首诗发表呢？他说的“过于流畅，过于柔美”，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我发现没有人不喜欢这首诗，就连没有读过这首诗的评论家，也由于初次读了它而喜欢上了它，可诗人自己却出言谨慎，至少不是非常偏爱，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容我把话题展开一点。大概也是在那一年，也是为了我那新开辟的诗歌专栏，我给诗人韩东打过电话，我说我要选择你的《山民》一诗发表，希望你同意。韩东在电话那头很认真地说：“你选我别的诗发吧，不要选这首诗发表，拜托了，这是我很早以前写的，我现在一点也不喜欢它，我只希望这首诗被人们悄悄地忘记……” 　　同样，去年我画朦胧诗人杨炼的肖像，画完之后我写下了对他的诗歌的理解，我特别解读了他那首成名作《诺日朗》。他阅后在信中问我：“你是否看过我后来在上海出版的《大海停止之处》《幸福鬼魂手记》？不得不说我后来的作品比《诺日朗》的幼儿园之作强太多了。” 　　这难道都是巧合？三个诗人在三个不同的时空场合所说的话是如此地相似。关于张枣，有人甚至发出这样的疑问：“他最好的作品不是《镜中》，却流传如此之广。” 就如同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当初对他的《长恨歌》《琵琶行》，也不是特别珍爱一样，为什么他们与读者的趣味为难呢？为什么读者喜欢的诗并不为诗人私爱呢？作者和读者，一个是贡献者，一个是获取者，为什么在审美的维度上不能对等？无法交叉？张枣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的得意之作，少有读者，而他自己不那么喜欢的早年诗歌，却流传甚广。 　　用杨典的解释，这是因为：“大部分人只关心共性，而且是最通俗粗浅的那部分共性。”而柏桦也这样说：“几乎所有的读者都不愿作者变，他们想把作者钉在一处，因此，他们会只喜欢一个作者的早期诗，而不太乐意追踪作者的变化。”是的，这是站在诗人与诗歌的立场上来说的，我也抱定这样的主见（或是偏见），诗歌读者的素养完全决定一个诗人的世俗命运，如果大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