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与斯文.docVIP

■演讲人：邬大光■演讲地点：厦门大学■演讲时间：2016年3月 把大学与斯文联系起来纯属偶然。2012年9月，去深圳参加一个活动，见到了一位久未谋面的校友。一见面，他就郑重地说，作为一个大学的管理者和研究高等教育的人，应该要想办法让大学保留一点儿斯文，不能让大学斯文扫地！随后他讲了在厦大读书期间，他的导师是如何体现斯文的。不久，收到台湾的清华大学的邀请信，邀我参加2012年12月该校举办的“纪念梅贻琦校长逝世50周年研讨会”，为了赶写会议论文，找来一些纪念梅校长的文章和书籍，恰好看到了由黄延复和钟秀斌所著的《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一书，书中详细描述了梅校长的治校故事，斯文由此进入了我的思考。 “斯文”的渊源与意蕴 “斯文”一词最早出自《论语·子罕》，“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认为，“斯文”并没有随文王的去世而断绝，而是得到了“天”的承认。“与于斯文”更是意指要继承周朝开国之君的遗志，顺应“天”的意愿。显然，孔子赋予了“斯文”极高的内涵——天道，而天道便蕴藏于礼乐制度之中。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说得更加透彻，“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斯文即道，而礼乐制度是“道”的载体。一旦“礼崩乐坏”，道将不存，斯文不在，国也将不国了。可以想象，“斯文”在先秦时期的士子心中和君王谋略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并且将其视为圣人先贤为人立世、明君霸主治国安邦的最高境界。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斯文”并没有夭折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中，反而随着六经的传世，一直延续成为儒家之经典。《隋书·经籍志》写道：“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大业崇之，则成钦明之德；匹夫克念，则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典籍被视为文化遗产，“斯道”便是“斯文”，“道在于文”，斯文就在其中。同时，斯文还更多地体现在“教化”之中，政以体化、教以效化、民以风化，古代王权正是借助“教化”正风俗、治国家，这些无不彰显斯文之意蕴。 汉代以降，自大儒董仲舒推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便成为中国文化的正统，斯文也随即成为饱学之士的精神追求和人生信念。《武帝纪赞》中记载道：“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六经》自然成为儒家思想之精华，而斯文也自然成为精华之要义。从这个意义说，经典便是斯文，儒学便是斯文，教育便是斯文。所以修身需要斯文，齐家需要斯文，治国需要斯文，平天下更需要斯文。“斯文”之风气开始弥漫在中华大地。 三国之争、南北两朝，多事之秋竟使得“斯文扫地”。直到唐宋，斯文才迎来了一次转机。在那以前，朱熹将现状描述为“孟轲氏没，圣学失传，天下之士，背本趋末。”在周敦颐、张载、程颢等大家的努力下，一批儒者致力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继往圣之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于是皆以“斯文”为己任，如程颐赞誉其兄程颢说：“（先生）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辨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自此，“兴斯文”成为这一代儒学大师的理想和使命，四书五经也就成为南宋后儒生学子的必读书目。 中国书院博物馆所藏古代科考试卷 明清时期，科举考试依然以四书五经为基本读物。即便是进入民国时期，那些接受传统儒家教育的近代学者，依然带有“遗老遗少”的气息。陈寅恪便是其中的典型人物。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国文试题，主要是由陈寅恪所出，虽然分数比例不高，但是“对对子”成为最受争议的考题。此事发生后，陈寅恪在后来的《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中写道：“物极必反，自然之理也。一旦忽易阴森惨酷之世界，而为清朗和平之宙合，天而不欲逐丧斯文也，则国家必将尊礼先生，以为国老儒宗，使弘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于京师太学。”在那个“新文化”如潮的时代，“对对子”显然格格不入，甚至不少人认为是一种文化的倒退。但在陈寅恪等人看来，中国文化传统可能正在无声无息地消逝，或被以欧美的方式“改写”，而当下严重的国难更凸显出维持“国性”的必要。 悉数“斯文”的历史渊源，不难发现“斯文”具有相当丰富的内涵。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它既指道德标准，也指礼仪制度，还指文人和文化。如此看来，斯文的含意来自于生活、价值和文化等多个认识层面。起源于上古时代的斯文最初是指彰显“道”的礼仪制度，根据传统社会“礼不下庶人”的道德标准，普通民众也要注重礼仪规范，故在日常生活中，斯文即礼，它代表一个人的人格修养，亦用来形容一个人的文雅气质。直到今天，人们还会常说：“你要斯文一点儿！”显然，这一层含义至今仍未改变。除此之外，斯文还是文人和文化的象征。唐朝韩愈的《故江南西道观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王公神道碑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