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通汉孟孝琚碑参考资料.doc

昭通汉孟孝琚碑-云南昭通旅游风物 昭通汉孟孝琚碑-云南昭通旅游风物，被海内学者称誉为“寰宇稀世之奇珍”、“海内第一石”的孟孝琚碑，其出土发现的经过颇为离奇。偶然得之，实足令人欣慰；然从得之于偶然的事实中，却也掺杂着极有可能失之于交臂的无奈与苦涩。 在云南旅游昭通、鲁甸两县四山环列的坝子中，随处可见悄然隆起于地平面上的土堆，俗称“梁堆”。梁堆是汉晋时古墓葬，是历史的天幕上辉映昨天的明目照眼的星辰。然而，在与历史和文明疏离的芸芸众生眼里，梁堆就是梁堆，就是一堆土、一堆被历史雕刻出无尽沧桑的黄土。起房盖屋，修猪厩，砌火塘，只要方便和愿意，都可以到梁堆上去剥离几块残损的汉砖，去获取几筐湮没了“朱提银”、“堂琅器”、五铢钱光泽的砂土。 清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五月，云南旅游昭通城东南乡白泥井杨家冲马家湾农民马宗祥修筑围墙要用土，循惯例，最便捷的取土方式就是到附近的梁堆上去获取。一天傍晚，苍烟落照，四野空寂茫茫。马宗祥依然任劳任怨地进行着取土的工作，不经意间，却从梁堆的覆土下挖出了一方残损的石碑。石碑上字迹清晰可辨，但马宗祥与“字”素昧平生，便也失去了辨认的兴趣和可能，只将石碑挪放在一边。过了几天，马宗祥的表弟马正卫进城办事，便把挖到石碑的事告诉了一位叫胡国桢的先生。胡先生对这件事好像很关心，详细询问了一些细节，又用书贴描摹了一张碑式图与马正卫讨论，末了，嘱马正卫转告马宗祥，一定要把石碑保护好，答应待赴省参加乡试后一定去看看。 九月，胡国桢赴省乡试失意，回到云南旅游昭通就去拜望蛰居乡里的前翰林院检讨谢履庄，转述了梁堆中发现残碑的事。谢太史一听梁堆中有石碑出土，便坐不住了，当即邀约胡国桢到出土现场观看。 石碑出土时就已经断失了碑首一截，残高１．４０米，宽０．９６米，厚约０．２４米。碑文直式，右起左行，隶书，遗文十四行，中间空脱一行，计存二百六十字。书法苍劲，文辞雅驯，浑朴古茂。碑下脚完整，刻龟蛇，碑棱有浮雕龙虎残画。虽然因碑首断缺、碑文阙失而难以确认立碑年代，但从碑式、书法及镌刻风格看，可确认为汉碑无疑。谢太史心犹未甘，到村子里请来十多个农民，在碑石出土处掘地五尺，断失的碑首仍杳无踪影。有些失望，却也无奈，向马正卫雇了一辆牛车，将孟碑运回城中凤池书院藏书楼下东壁间保存，谢太史撰有跋文，另刊一石，附嵌于原碑末行空隙处。 似乎是为了检验后世学人的学识、学养和筚路蓝缕、探本穷源的治学精神，上截断失的孟碑从它面世的那天起，就为后世的学人提出了两道费解而又必须解答的难题。 第一道难题，是立碑的年代。孟碑遗文中，可供考证年代者，仅“丙申，月建I临卯”，“十月癸卯，于茔西起攒”，“十一月乙卯平下”等三句。两汉值“丙申”年者有八：西汉高祖二年（公元前２１０５年）、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１４５年）、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８５年）、成帝河平四年（公元前２５年）；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３６）、和帝永元八年（９６）、桓帝永寿二年（１５６）、献帝建安二十一年（２１６）。究竟是哪一个“丙申”？海内硕学名儒如罗振玉、梁启超、袁嘉谷、杨守敬、王仁俊、黄膺、赵藩、方树梅、李根源、由云龙等数十人，纷纷著文申述己见，有断为西汉河平四年者，有断为东汉和帝、桓帝之世者，也有断为建安年问者，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持东汉立碑说的杨守敬，以一代书法大家的眼光，从孟碑书风人手，提出了立碑年代在和帝、桓帝之世的假说。同时，针对诸家考证中，对遗文干支、史事、官制及金石发展历史总是顾此而失彼，难以相互参证的困惑，杨守敬进而提出：“广宗以丙申二月卒，未必即以其年十月葬”的观点，为孟碑断代考证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与孟碑有同里之幸的云南旅游昭通本籍学者谢饮涧，穷经皓首，钩沉索隐，抉幽烛微，借鉴杨守敬的思路，更证之以《鲁峻碑》所载隔年安葬习俗，复以长历干支推算，得出结论：“孝琚之卒在丙申（东汉永寿二年）二月，必至明年丁酉十一月乙卯安葬无疑。”这一结论，在干支、史事、官制、风尚及金石发展历史几方面都可互相参证，立得住脚，得到了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认同。第一道难题算是有了答案。 第二道难题，是孟碑遗文补缺。丹青留白，或可收无穷意蕴；碑文缺损，史实便模糊了它的本真。赵藩、黄膺、王仁俊、陈荣昌等学者，对于孟碑的补缺，都作了很多有益的工作。陈荣昌更臆补孟碑缺文，惜未能尽如人意。谢饮涧历十余寒暑，摩挲碑刻，驰骋情怀，浸润于历代金石、碑刻、史籍之中，于碑图、碑式、碑文几个方面，引经据典，择善而从，拟补孟碑遗文八十八字，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文辞雅驯，风格醇古，几与原文语气无别（由云龙语）”。圆满了墓主一生惨恻凄婉的故事，圆满了孟碑残缺的美妙。谢饮涧补缺后，碑文共十五行，前五行为序，中间八行为铭辞，末二行为题名。补缺后的碑文照录如后。（为分清界限，便于阅读，谢补文字以括号标记，分行不再标记。） （惟永寿二年，岁在）丙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