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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的政治行为2008年12月06日 经济观察报 张建君 　　企业的政治行为是指企业试图通过影响政府决策和公共政策来谋取自身利益的行为。它与企业所在环境的制度特点密切相关。中国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呈现出双面性的特点，一方面是普遍的官员寻租行为的存在，另一方面是各级政府表现出的强烈的发展导向。这种双面性的制度环境，使企业一方面必须发展与政府（官员）的特殊关系，以免成为寻租的对象，另一方面又为企业迎合政府需要、得到政府保护和扶持提供了空间和机会。 　　改革以来地方政府之间的激烈竞争，从横向激励了各地政府的发展导向，使各地竞相以优惠的条件吸引投资，改善服务。这为企业制定政治战略、拉近与政府的距离提供了重要的机会和空间，它们可以从满足政府的发展需要和官员的政绩需求等方面大做文章，投其所好，为企业发展服务。 　　政治行为种种 　　基于对案例的深入分析，我们发现，著名民企从事的政治行为主要包括如下类型：政治参与、政治关联、信息沟通、物质刺激。 　　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指企业家或企业中的其他高管通过各种制度化的途径参加现有的政治组织，包括人大、政协、工商联、党代会等，以获得政治地位或经济利益。政治参与不仅使企业家获得了政治待遇和社会地位的提升，增强了话语权，也使他们得到了结识更多官员和其他重要人士的机会，从而有利于企业发展。 　　我们研究的著名民企中，几乎每个企业家都有一大堆的头衔，比如柳传志、王文京、鲁冠球、宗庆后、李东生等都曾经是（或仍然是）全国人大代表；柳传志和王文京等还是（或曾是）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据搜狐一副总介绍，搜狐对政治参与起初并不太重视，直到他作为海淀区政协委员参加会议时，才发现相关领域不少企业的若干名高管都是政协委员，甚至一个公司有三名政协委员，还有人大代表，这才意识到搜狐在这方面与同行的差距，于是决定更加积极地进行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为企业家提供了参政议政的机会，同时也提供了企业家利用制度途径来保护自身利益的机会。近年来，利用“两会”平台提交议案的企业家越来越多。比如，当娃哈哈与达能之间的纠纷出现后，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宗庆后在2007年3月的人代会上提出了《关于立法限制外资通过并购垄断中国各个行业维护经济安全的建议》，建议严格限定外资并购国内企业的条件。 　　虽然政治参与为企业带来了什么样以及多大的收益是一个很难证实的问题，但其正面效益是不可否认的。用友2001年4月在国内主板上市，一举筹集资金9亿多元，而其竞争对手金蝶在香港上市，只筹集资金9000多万元。此外，用友能够以优惠的价格在北京永丰高新技术产业基地获得40万平方米的土地，这在寸土寸金的中关村是难度很高的。这两件对用友发展至关重要的事件，除了企业本身的实力，很难说与王文京的政治地位没有关系。 　　与直接的政治参与相关的是参与政府的政策制定。一向坚持不行贿、追求做阳光企业的万科近年来也开始从“走近政策”到“走进政策”。除了企业本身进行专业而持久的政策研究、以期迅速调整企业发展方向外，万科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国家行业政策制定。国家部委在制定产业政策时会征求万科的意见，万科也会代表房地产行业把行业情况反映到国家部委。万科之所以这么做，除了履行王石主张的企业公民的义务外，也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行业和企业创造更好的环境。 　　政治关联： 　　政治关联是指企业将自己的某些经营活动与政府（官员）的需求和偏好等联系起来,增加政府（官员）与企业的关联性和依赖性,从而服务企业利益的行为。政治关联包含许多做法，现举下列四种来说明。 　　一是配合政府目标，满足政府需求。政府有发展地方经济的主体目标，在不同时期也会面临具体的任务或困难。如果企业能够利用自身的力量为政府排忧解难，做政府（官员）希望或推荐的事情，那么就会相对容易地赢得良好的政府关系。 　　吉利在最初没有获得汽车“准生证”的情况下，能够得到浙江省政府的保护，实际上正是因为吉利满足了浙江省希望本省能够有一个整车厂的愿望。当吉利第一台车下线，李书福准备开100桌酒席庆祝时，却发现没人愿意来捧场。在这种情况下，李书福想到了时任浙江省副省长的叶荣宝。他听一个朋友说起过，叶副省长有一次组织汽车配件企业的厂长到外地取经，希望能为这些企业增加一些业务量，却空手而回，叶省长在归途中立下狠心说，浙江要有自己的整车厂。他试着给这位从未打过交道的副省长发了一份传真，邀请她参加吉利的下线仪式。传真发出不到一小时，叶荣宝就给李书福打来电话，表示将参加仪式。有一位副省长亲自前来，市里、县里的领导谁会回避？仪式自然办得风风光光。吉利造车，应该是实现了叶副省长的意愿，她后来果然为吉利汽车取得合法身份上下奔走，为企业发展争取了更多的支持。 　　蒙牛在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