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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人口结构与和谐社会建设出生性别比长期失衡“万物负阴而抱阳” “一阴一阳之谓道”。早在两千多年前,在中国古代先哲的“阴阳谐和”理念中,就涵蕴着人口性别生态平衡是人与自然关系和谐之基础的天才性猜想。然而,由于种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和作用,这类充满睿智的古训却被不少现代中国人抛在脑后,以致人为地干扰和破坏性别自然选择的行为蔓延,导致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严重失衡。一、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出生人口性别比是衡量出生性别结构的重要指标。在自然情况下，出生人口性别比正常范围为103-107。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持续严重偏高并呈快速上升趋势。1982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8.47，1990年升至111.14，2000年达到116.86，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显示，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高达118.58，2008年达到最高值120.56，成为世界上出生性别结构失衡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近年来，经过综合整治，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走高趋势得到遏制并略有下降，2011年降至117.78。但是，下降幅度有限，整体上仍高出警戒线10多个点。二、出生性别比偏高蔓延全国1982年人口普查，只有18个省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覆盖人口78.58%，但是，没有一个省份出生人口性别比超过115。2000年，除内蒙古、黑龙江、贵州、青海、宁夏、新疆和西藏等7省区出生人口性别比基本正常外，其他省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都高出正常范围。2005年，除西藏外的所有省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均偏高，其中，有3个省超过130，8个省达到了120-130。三、出生人口性别比随孩次而攀升 历次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均显示了一个规律：孩次越高，出生人口性别比越高。2005年出生人口中，第一孩的出生性别比为108.41，虽然偏高，但程度较低；第二孩猛然升高到143.22，严重偏高；第三孩及以上孩次的出生性别比更高，达到了152.88，严重偏离正常值。出生人口性别偏高问题是具有男孩偏好国家或地区在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普遍现象。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居高不下有着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除了“传宗接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外，在目前经济发展状况下，男孩给家庭带来的物质、精神收益远远大于女孩。如婚后女到男家居住、年迈的父母由儿子赡养、传统农业生产方式需要劳动者的体力，男孩给家庭带来更高价值和多种荣誉感、成就感等，使得父母将男孩作为家庭的财产。同时，在目前的社会生活中，仍然存在性别歧视。女孩受教育权利易被排挤，女性就业选择不如男性优越，男女劳动同工不同酬，男女退休年龄有先后，妇女社会福利等合法权益难以维护等现象，不断向人们传递一个信息:还是男孩好。这种性别歧视造成两性地位失衡，男女不平等，特别是农村女儿户家庭处境更为艰难。 随着B超和人流技术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通过非法手段选择胎儿性别，使得女婴流产数量远远高于男婴。据调查，在江西、湖北、安徽交界地区从事非法鉴定性别的活动由隐藏变为半公开，由“坐等上门”变为“上门服务”，鉴定时的怀孕时间由16周以上缩短为12周左右，由本地小范围变为有组织的跨区域大范围作业。此外，严格的生育政策限制了家庭的生育数量，失去了靠自然多生达到生育男孩的机会。归根结底，造成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深层原因是父系继承和女儿外嫁的隐性制度，根本原因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直接原因是B超和人流技术的普及，间接原因是社会性别歧视。这些要素的组合共同促成了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的现实。 “男多女少”是社会和谐的“绊脚石”两性平等协调发展是社会公正的重要体现，是家庭、社会和谐的前提。出生性别比长期偏高必将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将产生负面的影响，成为社会和谐的“绊脚石”。在我国, 性别比偏高的直接受害者是女性。选择性别的生育行为严重侵犯和剥夺了女婴的生存权，这是男女不平等现象在生命最初阶段的集中体现。同时，由于婚姻竞争加剧，必将女性置于更易受到性侵犯的境地。有些出生于贫困家庭的青年女性，在买卖婚姻中被当做商品出售。性别比偏高会导致男性过剩的婚姻挤压越来越严重。如果畸高的出生性别比得不到有效遏制，相对过量的“富余”男性人口找不到配偶。在未来的婚姻竞争中，那些社会地位较低的男性，会因女性短缺而找不到配偶。偏远地区、贫困地区的农村弱势男性将是最主要的“受害者”。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资料推算，我国30岁以下男性比女性多出2000多万。未来10年内，平均每年新进入结婚年龄的男性比女性约多100万人。渐次进入婚育期的80后、90后青年，正遭遇日益严峻的婚姻挤压挑战。由于“男多女少”，预计到2020年，我国将会出现大约3000万“光棍”。而这3000万的剩男将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婚姻挤压”现象。翟振武：他就会去找下一个年龄组，一年一年往下压，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