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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权理论的当前我国生态法治策略研究 张国庆 （安徽省潜山县林业局 246300） 摘要：生态权是生态法律关系主体，遵循生态规律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正当性。生态权涵括了环境权，并使环境权成为生态权的核心内容。随着全球生态危机日渐严重，实施生态法治，保护生态权，显得尤为重要。为此，首先需要在有关法律中设立科学的生态权；其次，要在生态保护法律中引入罪因溯源与罪刑相当理念以提高生态犯罪成本，震慑生态犯罪分子；再次，建立生态公益诉讼制度，维护生态权受到侵害者的生态权益；第四，建立生态权公共信托体系，加强生态系统监管与监督；第五，建立完善的生态资源限额使用制度，合理使用生态资源，维护生态公平与生态正义；第六，实施精细化生态法治，进一步保障公众生态权安全，确保生态系统安全，确保生态公平。 关键词：生态权；生态；法治；公益诉讼；罪因溯源；罪刑相当 1.生态权理论概述 1.1人类只有一个地球 从生态学的角度看，人、人类社会都是存在于地球生态系统之中的，人只是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物种，人类社会只是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健康的生态系统，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唯一物质基础，失去健康的生态系统，人类社会也会随之覆灭。[1～3]这也正如英国经济学家B·沃德（B.Ward）和美国微生物学家R·杜博斯（R.Dubos）受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秘书长M·斯特朗（M.Strong）委托，为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提供的背景材料《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中所呼吁的：地球只有一个，人类应该珍惜地球，保护地球！[4] 1.2人权的进化 从人权的进化历程看，人权的核心内容不断扩展，经历了自由权、生存权和生态权三个阶段。在人权的初创阶段，平民反抗封建贵族对政治的“垄断”特权，反抗封建贵族的剥削与压迫，不断争取“自由”与“平等”，这一时期人权的核心内容就是争取自由权。 在一战到二战期间，尤其是《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魏玛宪法》、《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和《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公约》等标志性人权文件发表，标志着人类争取“生命、自由与人身安全”等基本人权达到高峰期，这一时期的人权核心内容是生存权。 随着人类社会步入工业时代，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1962年美国海洋生态学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著作《寂静的春天》的发表，标志着人类以“环境权”为核心内容的生态权的觉醒，而《人类环境宣言》的发表，则标志着以“环境权”为核心内容的生态权得到了社会的确认。[5～8] 由此可以看出，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存在着不同的社会矛盾，不同矛盾最终归结为这一时期人权的核心内容，当这一核心内容的人权在法律上予以确认并进行保护时，人权就成功地得到了进化。 1.3生态权与环境权 武汉大学法学院蔡守秋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曹明德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李艳芳教授、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孙佑海教授、中国政法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保护法》（专家建议稿）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推算，仅仅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固体废弃物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不包括其他污染以及资源过度消耗造成诸如土壤退化、荒漠化、森林资源质量下降、矿产资源过度开发、滥占土地等等生态损失，和由于生态环境恶化带来的二次损失，2000年至2012年13年间，主要污染物数量指数增长了5.92倍，是GDP的增长倍数5.23倍的1.13倍；13年间环境污染治理总投资累计额为48541.7亿元，上述3种主要环境污染物造成的损失累计总额为149708.62亿元，二者合计占13年GDP总量3340472.8亿元的5.9%；如果考虑到二次生态损失，按照倍数法计算，即使采用最小倍数法计算，即按照主要污染物数量指数的6倍计算，我国13年间生态损失总额达到898251.72亿元，耗去了13年间GDP总量的26.9%。[28] 由上述数据可以看出，高耗高污染低质低效的经济发展模式，实质上并未给我国带来真真意义上的发展，只不过是通过生态环境的过度消耗来获取GDP增长，而且在未来的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生态环境的修复与改善，还将耗去未来相当数量的GDP。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当前我国的环境法治效益十分低下。究其原因，笔者认为，除了象我国其他行政法律法规及其行政执法那样，即部门利益法制化之外，其主要原因，就是我国当前所有生态法律法规中，没有将生态权写入法律法规之中，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生态执法困难与执法不力，受害者诉讼困难等等现象，从而导致地方政府藐视生态环境法律法规，无良企业肆无忌惮地破坏生态环境。 3.我国生态法治策略探讨 3.1生态权的设置 生态权的设置是生态法治的基础，是生态维权与生态诉讼的起点，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