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问题很复杂分解.docVIP

中国经济问题很复杂，用20分钟把它讲得比较清楚有一定难度，从哪里讲起？我就用了我们这个会议的主题，按照逻辑顺序稍微做了点调整，把动力和创新的地位调了一下。能够解决前面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改革，所以又加了一个改革。我就按照这个顺序来讲这五个问题——“危机、转型、动力、创新、改革”。 从2008年底对付全球金融危机起，对于避免危机基本上有两种不同的方略。这两种方略所依据的理论模型、分析框架是不一样的。根据今年在金融40人论坛的一次讨论，把它归结为两种：一种分析的思路是从需求侧进行分析，另外一种分析思路是从供给侧进行分析。 从全球金融危机以后，2009年中国采取了强力的刺激政策，把增长速度顶上去了。但是不久以后就开始增速下降，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于是就引发了一个大家热烈讨论的问题：中国会不会发生经济危机，或者叫做系统性风险。怎么避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问题是最近两三年大家讨论的一个重心。 从需求侧进行分析这种思路，通俗的说法叫做“三驾马车”，总需求是由三驾马车组成。其实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来说是四驾马车，我们一般说三驾马车，就是消费、投资、进出口。为什么会出现增速下降？是因为三驾马车的动力不够。 在2009年财新的峰会上，就讨论了这个问题。当时我和钱颖一教授都认为三驾马车这个分析框架有很多缺点，它实际是从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脱胎出来的。按照凯恩斯主义来说，是总需求决定了总供给的增长速度，总需求由消费、投资、进出口和财政赤字，是这样来的。 当时就发生了一场争论，我和钱颖一教授都认为，用这样的办法去分析有理论上的问题。当然对于凯恩斯主义这一套理论是不是对，我们现在国内的经济学家里分歧也很大，但假定它是对的，在理论上用它来分析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也是无用的，因为这是一个短期分析。 可是我们这种意见好像没有多大用处。从那个时候直到现在，不管是政府还是很重要的资信机构，它们的分析都是依据三驾马车，由这个分析得出的政策结论就很明显了，就是增加投资。你可以一个一个去分析，能够增加消费吗？不能。能够增加进出口吗？不能。最后就落实到一点——增加投资。 但是这个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限度，因为超高速的投资增长、投资率的提高，没有足够的资源支持，结果就使得我们的国民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不断提高。按照各种各样的分析，大概三个方面的负债：政府负债、企业负债和居民负债，已经到了GDP的250%到300%之间，这是一个很高的比例，而且正是由此引出了会不会发生系统性风险的问题。因为到了这么高的杠杆率，出现个别的偿债困难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 这是一种分析方法，直到现在从政府、投资银行或者证券公司的经济分析还是从这里分析的。而在实际工作中，好像主管这方面的部门都忙得不亦乐乎地批项目、找钱。过去批了项目地方就上，但是现在有问题。我们的金融改革还是有进步，不但要批项目，而且要找钱。所以这个路子还是有相当大的影响。 另外一种路子是从供给侧、从供给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我们以前用一个函数来表达这个分析框架。今年4月，中国金融40人论坛上，刚刚故去的青木昌彦教授和余永定教授认为，用另外一个方法从供给侧去分析，提高供给的各种因素、各种动力去分析。生产函数无非是三个主要因素：劳动、资本和效率提高。 中国金融40人论坛上，余永定教授做了一个系统的分析。青木昌彦教授转用了一个所谓库兹涅茨进程来解释中国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也指出了现在存在的问题。网上能找到这篇论文，大概是“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这个题目。 在现在存在的问题上，我们三个人的分析几乎是一样的。它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资本继续提高投资率。它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投资回报递减，这个非常明显，从2009年到现在，刺激的强度并没有削弱，但是它的效果急剧下降，现在增加投资几乎对于增长没有什么作用。另一方面是杠杆率不断提高，所以造成了危险。 在过去改革开放的30年中，劳动因为人口红利的减少，由于——用青木教授的话来说，库兹涅茨进程——农村资源转向城市结构的变化，使得我们的效率有提高，但是这个过程已经接近于结束。 剩下的一个能够解决我们当前问题的根本，就是要提高效率，提高生产函数中间的索洛余值。什么是索洛余值？按照索洛的说法就是技术进步，但是我们实际工作中的计算就是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主要依靠提高全要素生产力来实现增长。也就是我们最近20年来一直努力想实现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或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所以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了，按照这种分析，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转型，也就是我们题目的第二项。 怎么能够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呢？1995年，我们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后来改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到现在整整20年。这是第九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但是至今没有实现。它的核心就是要转变增长动力，或者实现增长的源泉因素。 这个源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