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组织与中国农村社会的稳定.docVIP

农民组织与中国农村社会的稳定 一、?引论 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不大稳定的社会。宋朝之前，中国的农民战争异常频繁；宋朝之后，农民战争少了，但王朝更迭的规律还是没有摆脱。中国社会的全部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乡村史；乡村人口的状况与全社会的状况密切相关。中国乡村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也意味着全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几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经历了许多次的改朝换代，却没有改变乡村社会的停滞与落后；而乡村社会的停滞与落后，限定了全社会变迁的轨迹；一种内生的力量在起作用，导引着中国社会蹒跚在一个循环往复的怪圈之中。农民抗争，农村不稳定，曾似乎是昨天的故事，但今天，历史又赫然显现在我们眼前；历史当然不会是简单的循环和重复，但哪怕是部分地重复也将可能意味着巨大的社会灾难。关心中国命运的人们已经有所警觉，因为中国乡村社会在历史上的演替规律总在给人们提醒着什么。 当代中国政治家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这意味着政治家要导引中国社会发生一个根本转变。让这个转变相对平稳地实现，不发生大的社会动荡，是治国的一个底线。保证中国社会稳定转变的重点在哪里？中国政治家似乎有充分理由关注中国农村社会的政治安定问题。邓小平在1984年讲过的一句话应该是洪钟大吕：“中国有80％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80％稳定不稳定。”可是，没有哪一个政治家或执政者不希望自己治下的社会是稳定的，真正的后果往往不以政治家的个人意志为转移，如果这个意志没有被实现的任何社会条件的话。 事实上，社会转变中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要清楚的是，冲突主要发生在农村，与冲突主要发生在城市，其后果可能有很大的不同。依照我对社会冲突理论的理解，如果社会冲突主要发生在农村，其可控制性很低；这种冲突往往具有颠覆性。其主要原因是面对农村冲突时，政府方面的“让步”机制非常脆弱，矛盾容易激化。如果冲突发生在城市，看起来冲突有激烈的表象，但政府方面的“让步”机制能够发挥较多的作用，冲突的化解反而比较容易，剧烈的、颠覆性的冲突可能转变为相对缓和的、长时段的渐变过程。无疑，明智的政治引导要防止第一种情况出现。 为防止第一种情况出现，政府可以选择许多政治行动。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在社会利益再分配过程中注意向农村居民倾斜，都是能够发生效力的办法。事实上，最近这些年，我国政府的工作重点也在这些方面。但是，这些做法只能在减缓冲突的激烈形式上发生作用。要改变冲突的性质，甚至消除一些冲突，必须对乡村社会的治理结构做出调整。 乡村治理结构的核心是乡村社会的组织问题。回避乡村社会的组织问题，就不会解决乡村社会的治理结构问题。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极容易发生似是而非的认识。典型的看法是认为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可能会妨碍农村社会的稳定。依照我多年的理论思考和实际观察，我对这种看法深表怀疑。我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人们有不少分歧，我愿意提出自己的看法，向人们讨教。 二、人类组织的本质是社会权威结构 权威结构是某一项或几项权利安排中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的关系。被支配者在一定条件下把控制自身的权利转让给支配者，按照支配者的意志进行行动。换句话说，支配者对被支配者行使权威，而被支配者认同这种权威。支配者常常通过他所掌握的强制力（或暴力潜力）来取得认同，如国家权威和宗法权威便是如此，这时候的认同有可能是被迫的。如果权威结构中失去被支配者的认同，而不论是否存在强制力，权威结构就会失去稳定性，甚至趋于瓦解。一个社会的权威结构如果失去被支配者的认同，社会就会不稳定。但是，一个社会的权威结构不可能长期处于瓦解状态，旧的权威结构失去功能后，新的权威结构会替代之。关键问题是要理解为什么会存在权威结构。 一般来说，私人物品的交易不产生权威结构。在私人物品的交易中，人们通过竞争确立一个价格，依价交割，不存在谁服从谁的问题。只有在交易的某一方不服从交易规则时，才会要求出现权威，但这个权威往往是第三者，而与私人物品的交易本身无关。 权威结构的产生实质上是一个涉及秩序和安全这类公共物品的交易成本问题。人们的社会性活动需要稳定的秩序，否则行动者的机会主义倾向就难以制约；如果人人都想通过“搭便车”的办法来享用公共物品，公共物品的供应就会严重短缺；如果行动者给他人造成“外部性”，私人协议又不能克服，整个社会就会处于无序状态，社会福利水平便会大大降低。假设上述各种权利冲突都可以通过连续的一次性交易的私人协议来解决，权威结构当然是不需要的。但是，连续的一次性交易的私人协议的成本通常是巨大的；因为实际社会中充满了无法预见的不确定性因素（信息不充分），一次性交易的私人协议需要不断修改，反复谈判，其成本是非常巨大的。而且，这种反复的私人谈判难以产生稳定的秩序。一个可行的办法是，人们确认一个权威（谁来充当权威当然是一定条件决定的），由它来主持制定规则，维护规则，并解决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