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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与西方冲突的文化根源 2011年05月03日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田文林 　　[内容提要]　伊斯兰与西方的冲突由来已久,从文化角度看,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分析:在意识形态层面,体现为伊斯兰国家观与西方政治制度的冲突;在传统文化层面,体现为伊斯兰的独特属性对西方文化的抗拒;在社会心理层面,体现为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特定社会心理。 　　[关键词]　伊斯兰　西方　文化冲突 　　伊斯兰与西方的冲突是个常说常新的话题。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两大异质文明间曾屡屡上演征服与反征服,压迫与反压迫的历史剧。这种对抗以两种相互对立的一神宗教为精神内质,遍及政治、经济、价值观念等各个方面。伊斯兰与西方的这种相互敌视,恰恰反映了历史上双方冲突的根深蒂固。在导致二者冲突的诸种因素中,政治、经济等物质性考虑固然是主要动因,文化背景上的巨大差异乃是导致冲突持久化、复杂化的深层原因。 　　引论:伊斯兰与西方冲突的历史回顾 　　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诞生之日起,东西方两大世界性宗教的对抗便拉开了历史序幕。起初是伊斯兰世界占上风,它们向西跨过直布罗陀海峡,攻占西班牙,把欧洲的基督教国家挤到西北角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甚至到1683年,奥斯曼帝国还再度包围了维也纳。西方文明在经受了来自东方的严峻考验之后,逐步恢复成长并开始伺机反击。从1095年到1291年,在罗马教廷的组织下,西方基督教国家打着“反对异教徒”,夺回“圣墓”和“圣地”的宗教口号,发动了长达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这次的不幸经历使“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为此长期相互仇视[1]”。 　　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之后,西方工业革命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政治经济结构和思想观念的巨大变更,使西方在同伊斯兰世界的斗争中取得了压倒性优势。从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时起,西方国家掀起了新一轮的征服狂潮。面对西方世界建立在现代工业基础上的巨大政治、军事优势,伊斯兰世界的应战与西方完全不在同一个级别上。西方的现代入侵不仅使传统的伊斯兰政治制度开始瓦解,而且也使穆斯林的宗教感情和民族精神受到伤害。 　　二战刚刚结束,中东新独立国家便又开始面临以色列更咄咄逼人的挑战。以色列在政治、经济方面与西方的密切联系、犹太教在信仰体系上与基督教的亲缘关系,使得“它们(伊斯兰国家)以及以色列和西方都把以色列看作西方文明的前哨战和保垒”[2]。当阿拉伯民族主义种种抵抗未能奏效时,便很快被伊斯兰复兴运动取而代之。它们排拒源自西方的政治体制和西方化的生活方式,对中东亲西方国家进行颠覆性活动,在纽约等西方大城市频频制造恐怖事件,具有明显的反西方特征。 　　[1]基督教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0:34 　　[2][英]Ｇ.Ｈ.詹森 战斗的伊斯兰 商务印书馆 1993:144 　　因此,西方国家纷纷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看成是继共产主义之后的最大对手,并采取种种措施对其加以防范和围堵。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具有鲜明反西方特征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基督教西方的冲突将可能构成未来国际政治图景中引人注目的一页。 　　本文拟从意识形态、传统文化、社会心理三个层面对双方冲突的根源进行深层剖析。[1] 　　一、意识形态层面:伊斯兰国家观及其与西方政治制度的冲突 　　从意识形态层面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现行政权实行的现代政治制度提出质疑。由于中东许多世俗政权所采取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均属于西方引进的“舶来品”,原教旨主义者反西方政治制度的种种诘难便直接指向了现行政权。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现代国家理论的责难,集中为一点,实际是对西方民族国家以国家为效忠对象,实行政教分离做法的不满。究其根源,这与世界两大宗教在国家观念生成过程中的不同经历直接相关。本来,政教合一的政治理想并非伊斯兰教独有。《旧约圣经》中的先知早已宣布上帝是唯一的统治者,并号召犹太人坚决拥护上帝在尘世的统治。基督耶稣也说,天国近了,世人将摆脱罪恶的尘世而得到上帝的保护。但基督教所预示的只是一种从未真正实现过的宗教理想,即使在基督教势力达到顶峰的中世纪,世俗封建主仍始终与教会分庭抗礼。而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展开,宗教因素便逐渐被从欧洲政治意识形态中清除出去,再无缘涉足政坛。而伊斯兰教的神权政治从一开始就已存在于尘世之中。伊斯兰教早在创教之初,便建立起一个政教合一的社团组织———麦地那公社(乌玛)。这一组织突破了阿拉伯早期社会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制外壳,而完全建立在共同信仰基础之上。“乌玛”的出现反映了当时阿拉伯社会氏族制趋向瓦解,而阶级国家尚未形成这一客观事实。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这一具有雏形国家性质的组织便随着阶级社会的形成化为泡影,且从此再无法复原。但作为一种政治理想,这一时期因保留着氏族社会的民主遗风和对外征服的赫赫战功,而成为穆斯林所仰慕的黄金时代。作为阿拉伯政治制度史上具有开